评价一个人到底谁说了算，这是个很难解答的问题。

　　不久之前，看到一条消息：林彪反革命集团主犯李作鹏将军去世。于是顺便搜索了当初“四大金刚”邱会作、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的资料。有意思的是，竟然查到，邱会作的家人追忆他的文章中总要提到：“毛主席和周恩来总理都曾说过：‘邱会作是历来最好的总后勤部部长。’”
　　有个类似的例子是，在许多关于胡适、毛泽东的分析文章中都提到这样一个史料：虽然毛泽东在大陆掀起了一次批判胡适思想的高潮，以致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坐了几十年的冷板凳，但是“在怀仁堂的一次讲话中，毛泽东表示：‘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是有功劳的，我们对他现在要批，50年后再给他平反。’”
　　两个事例相比较，前者属于政治范畴，为邱会作辩白的人极力撇开他与林彪之前的关系，无论此事区直黑白，无论后人是否是为死者讳，是否只能用打倒了邱会作的人的话，才能表白他的正直抑或愚忠？
　　后者更是如此，如果胡适在世，听到了这样的评价，他会因为“赤帝”赏赐了一句不公开的相对公平的话而三呼万岁吗？

　　当然，我们面对的实际情况就是这样，评价一个人，并不在于评价方式是否理性科学，评价者是否在专业领域具有权威性，而只在于贴上了什么样的标签。
　　前些日子，看了一些关于合肥四姐妹（张元和、张允和、张兆和、张充和）的书，其中写到她们的父亲张冀牖（又名张吉友、张武龄）仗义疏财，创办了苏州乐益女校，并且聘请了几位他认为是年轻有为的教师。不意这其中竟然有早期的中共地下党员，并且创立了中共在苏州的第一个党支部。
　　四姐妹都口口声声说，她们的父亲当时根本不可能知道这几个人的身份，但在纪念文章中，许多有人却坚持要说，张先生不可能不知道他们的身份——当然，这样的好意我们实在是太能理解了，但方法上就一定最好吗？
　　另一个类似的人物是君主立宪派的代表人物杨度。皙子打心底里是个做学问的人，因为坚信君宪优于共和而始终身体力行，成了“筹安会六君子”之首，被认为是袁世凯称帝过程中助纣为虐的人物，因而宿命中带有着一定的悲剧性。其实，及今思之杨度的有些观点也不失合理，比如君宪国家有法定的皇位继承人，至少省去了军阀们为了继承总统之位混战，也为唐德刚等人引述。
　　对于杨度的评价，相比应该本不难有相对客观的所谓公论。但因他在晚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甚至暗中为中共提供情报，周恩来晚年还提出因之要对他客观评价——这样几经翻转之下，反而让杨度显得像个投机人物了。

　　怎样评价一个人，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往往在不同的意识形态下，能够得出迥然不同乃至截然相反的结论。这方面，谢泳在《逝去的年代》里说的一些话倒是恰当的，大意便是不要用政治上一时的得势与失势作为主要乃至唯一的标准。信封哪一种主义，不过是遵从不同的学派而已，重要的不是他从了哪一派，更不是哪一派又在现实领域得势，归根到底应该在于，他到底做得如何，究竟产生了怎样的意义。

　　沈波是我在同济化学系的大学同学，不过由于他很少去上课，又是上海学生时常回家，四年时间里我和他见面的时间并不多，也算不得有什么深交。
　　大一的时候，凭着高中时代拿到的一张党票，沈波颇受那个肥头大耳的班主任赏识，在别人还没迈进大学校门的时候，他就已经被内定为班长。
　　不过，那时我对他的印象一直不怎么好，只觉得这个人戴着小眼镜，油头滑脑，整天神龙见首不见尾，不知道在忙点什么，却动辄掏出一张名片，上面印着什么部长、副部长、班长之类的头衔，让人觉得很是显摆。因为不太喜欢他，我就用沈波名字的缩写起了个绰号：SB。
　　转眼一个学期就过去了，大学里的第一次考试，谁心里也没底。在一门名为“思想政治修养”的无聊课程考试中，P和L在考试结束铃即将打响的时候被老师没收了卷子，甩出一句：“你们不用考了！”
　　不过那时候同济对考试作弊抓得并不是很严，据说后来有一次，不知哪路领导来视察，结果当场看到一个学生在作弊，学校又不经过任何程序就修改了校规，凡事作弊被抓立马开除。
　　某一天，SB偶然来我们寝室聊天，说起作弊事件，他轻描淡写道：“考完试，我去找监考老师说：‘我是班长，这事情就算了吧。’”
　　最后，那门课的成绩，P得的是A，L得的是B——看来复习得是不错的，只是有点过于追求完美了。
　　第一个学期结束的时候，绰号“大肠”的班主任说：“我对某些班干部的考试成绩很失望。”他指的就是SB，班长同学一个学期没怎么上过课，虽然临阵突击，确保没挂课，但平均绩点只有1.5（大概相当于平均分65分）。
　　大一结束的时候，我很惊讶地获悉，P的绩点竟然是全班第一。大二一开学，“大肠”就把SB给割了，把班长的位子交给了P。
　　再之后，并不喜欢化学专业的P因为成绩不错，成功转修生物专业。毕业之后，他很快结了婚，如今在美国不知道攻读硕士还是博士。L也不错，成功保研，还去云南支教了半年，应该也有一个不错的将来。

　　12月9日，《青年报》头版头条的内容是“上海‘霹雳’整治行动初见成效　10天查扣‘黑车’416辆——黑车少了　的哥心情好了”。这个题目引起了我不小的兴趣。显然，这是条线记者从有关部门相关渠道获得的信息，甚至可能是统发稿。然而，且不说有关部门自吹自擂抢白“政绩”，个人认为，使用这样的稿件本身是可鄙的，放在头版头条的位置，那就更是可鄙的了。
　　我从来不否认，我是一个黑车的拥趸，虽然我也知道乘黑车或许会引发一些问题，但是每次从人民广场回家，面对着780公交车和黑车，我肯定会毫不犹豫地首先选择黑车。和我同样情况，同样想法的人还很多，不然这个行业早已不复存在——由此看来，黑车的存在是合理的，而这么多人选择黑车也是理性的。与之相反，我们的职能部门，执政能力、执法能力至今还仅限于简单粗暴，那么社会改良进程之缓慢乃至倒退，也就可想而知的了。

　　在“疆独”最为猖獗的奥运前，我曾经用一种极端的说法来解释我对于黑车的选择：从浦西到浦东，如果遇到“疆独”释放毒气，那么从地铁上逃生几近无望，公交车上如果在大桥上爆炸，那也十分危险。恰恰相反，谁会无聊到炸一辆包括司机在内只有不到20人的小黑车呢？——所以，我得出的结论是，看似最不安全的东西，在某些情况下，反而成为了最安全的。
　　当然，在常态之下，黑车的优势更是显而易见的。虽然这原本大概就是一辆9座左右的面包车，被硬生生改装成了要挤17个人（有时甚至可以再加座），但是大家并不十分在乎这些。
　　现代社会效率就是生命，公交车从广场开到三林城，至少45分钟，有时甚至一个多小时，如果为了坐上一个座位排队，那耗费的时间就更长了。而黑车直接上高架，只需要20分钟出头就可以到达三林城。人人都有座位，就算稍微觉得不舒服，忍忍也就到家了。
　　票价方面，公交车是2块，黑车也就6块，完全在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若非油价不下调，这个价格或许还有松动的可能），而同样的路程，出租车大概要60块。更何况，很多人会算这么一笔账：黑车是负责送你到小区门口的，而如果你要叫一辆三轮车从780终点站送你到家，那还要再花3元。一个6块，另一个3+2=5块，哪个更合算，显而易见。

　　在人民广场和三林城之间，穿梭着这样一支特别的“车队”，大约20辆款式都差不多的面包车。我猜想他们已经形成了一个或许紧密、或许松散的组织，司机有上海人也有外地人，他们统一路线，统一“票价”，甚至会有统一调度，也会有几个女人专门在780终点站处大喊：“三林三林，上车走了！”而这些人并不是单为某辆车呐喊的，她们身后的面包车一辆辆整齐地排着队。
　　他们之间当然也会有竞争，抢到了时间就有可能多拉一次客，那大概就是多赚100块钱，抢到了一个客人，又可以多赚6块钱……但是，这一切都是有规则或者说“潜规则”的。没有人敢于轻易打破，因为这样的“制度”是他们共同制定，共同认可，也能够尽量保障每个人的利益的。
　　由此大概可以想见，如果一个愣头青哪天开了一辆面包车，自说自话地把车停在了车队的栖息地，兀自做起黑车生意，他会遭遇到怎样的结果。

　　上海在发展，城市在变大，原本的农田，渐渐成了容纳数十万人的居民区，这大概也是改革开放三十年不可忽视的成果的一部分。而随着市民上下班时间成本的提升，黑车的应运而生，实在是大有其土壤的。
　　不久之前，海南三亚的司机闹起了大罢工——虽然在理论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是没有罢工的自由的。表面上看是因为黑车过多，影响了他们的生意，而在本质上，实在是因为份钱太多。据说，三亚市政府出台了半年淡季份钱4800，半年旺季5500的规定。这本身已经是一个很高的数字了，我两次去海南都曾经听到过出租车司机对此大为抱怨，说：“我们的份钱远高于北京，在全国仅次于你们上海。”但即便如此，很多出租车公司，还不按照市政府的规定执行，收取更多的钱，那就真的是不让人活了，那就真的是逼人家罢工了。——另一个结果是，我们曾经遭遇到，出租车司机会为了回扣，把我们领到了一家有些暧昧的KTV——当然，我承认，这不一定和份钱过高有着直接的关系。
　　我实在是搞不明白，破出租车公司凭什么要收人家司机那么多份钱，去养活那些不知所谓的人。而另一方面，因为收入太少，只有越来越少的人愿意开出租了——当然，他们不在乎，因为收入再低他们也能找到人来开出租车，比如如今上海的司机中崇明人越来越多。
　　所以，看到“黑车少了　的哥心情好了”这样的标题，我实在要鄙视这些制造舆论误导的人。如果出租车司机恨开黑车的人，是因为后者抢了他们的生意——但在我看来，他们更应该恨自己的出租车车队。
　　在780终点站上，管理排队秩序的公交公司工作人员说：“我们和那些开黑车的人天天碰见，所以也不怎么管他们，否则以后也难为情，也尴尬。”
　　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说，又正是公交公司催生了黑车的猖獗。许多乘客都抱怨780严重运力不足，有时一班车等20分钟还不来，来了也是必须使出吃奶的力气才挤得上去……
　　但是，据说，为了车队的一己之私，他们拒绝增加车辆，也阻挠其他可能分流的公交线路被推出。

　　当然，对于黑车存在的问题，我也不可能百分之百地为他们辩护。
　　比如在这20辆黑车中，有4辆车的驾驶员持的是C照，因而他们驾驶面包车是非法的。这确实是不小的安全隐患。据说那几个司机也总是提心吊胆，万一发生了事故也只能多掏钱“埋单”私聊。
　　其实，类似的忧虑存在于每个黑车司机的身上。有关部门的打击严一阵子，他们就得夹紧尾巴做人一阵子。而每每开车经过有警察的路口，他们也总是想方设法地快速通过……
　　据说，780也有从三林到人民广场的直放车，但每天大概只有一班，远远不能满足乘客的需求。
　　事实上，老百姓确实需要这样灵活的交通工具。事实上，黑车司机也不喜欢提心吊胆……
　　如果可以把黑车纳入公交网络，充分发挥起灵活性，用合适的车型，合适的票价保证乘车者的利益，用各项制度规范驾驶者的资质，保证行车安全……当然还有，不要收太多的份钱。那么各方所给出的答案也许都是：为什么不呢？
　　不要信口开河地说没有国际先例，也许国外是没有这样的先例，但是又有哪里有中国这么密集的人口而公交体系又如此不完善呢？
　　但是，这些恐怕是我们的有关部门永远也想不明白的。
　　想到这里，我又悲观了。因为，就算我的想法实现了，各种苛捐杂税会让黑车仍然保留它存在的温床。

从学生干部说起
——时论之二

　　以前有一个说法，一些用人单位的招聘条件里曾经挂出过一条：学生干部的不要。
　　一般来说，所谓学生干部，总被人认为是相对优秀的。因而，在当时，这样的要求我一时是不能十分理解．历时多年，我自己走出了学生时代，似乎终于有些明白了。

　　要知道为什么会要有这样的条件，当然就要知道这些学生干部都是些什么样的人。
　　要解答这个问题，我觉得就事论事未必是最好的办法，不然先看看历史。

　　1919年，袁世凯政府受迫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爆发了历史上著名的“五四运动”。而在我们的教科书中，已经习惯于把“五四运动”这个概念泛化，甚至与“新文化运动”混为一谈。
　　但事实上，这是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胡适大为不齿的，他始终认为五四学运之于文艺改良是一种莫大的干涉。
　　那么，领导、参与五四学运的又是哪些人呢？个人认为大致可以分为两类。其一，如后任台北大学校长的傅斯年、后任清华大学校长的罗家伦，他们恐怕可以被认为是“学而优则仕”，因其学问与见识而成为学生领袖。其中也许还应当包括梁实秋，他在学运不久之后，因为反对这种过激的形式，自觉而退出。
　　另一种则譬如火烧赵家楼的匡互生。罗家伦等领导者只想学生们表现出西方社会那种有良好风范的国民抗议，无奈形势渐渐始终，而匡互生之流却坚决要翻墙进去“打砸抢烧”。又如许德衍，解放后任九三学社主席，“反右”整报人储安平就有他的份。
　　由此归纳，当日的学运分子一类是学问家，一类是政治家，乃至政治投机家。

　　既然同样是学运，即便触发点不同，形式上也难免差异，但在本质上应该是相通的。70年后的那一次，相比1919年的那一次，应该也会有很多共同之处。只是，前者并不因为其至今未被认可而缺乏历史意义，也不因为没有像后者那样被神话，而可以排除政治投机者参与的可能性，并被列入至善的境地。
　　只是相对两个执政政党的操作手法，似乎又指点出了历史的某一种倒退。

　　那么，时至今日，学运既然已经为时事所不允许，当日所谓的“左派”或者“右派”的学运分子，如今又以怎样的形式存在于大学校园之中呢？
　　想来也就只能以学生干部这一种方法了。然而，颇令人遗憾的是，在这其中，仍是有那两个组分，而政治投机家的比例恐怕正以空前的比例膨胀着。

　　由此看来，招聘企业的话说得虽然有些绝对化，但在实际操作层面上，也是不失起理性色彩的。

从左行右立想到的
——时论之一

　　媒体仍然摆脱不了党的喉舌的悲惨命运。在上海俞老大一声令下，大家忙忙碌碌地整起了“拼‘博’600天”，我都为此写了3个整版的稿件。讽刺的是，后来所谓的拼“博”成了文明纠错大战，闹得太厉害了，宣传部又不得不跑出来喊停，实在是莫大的一桩讽刺案。
　　在这种种被挑出来的毛病中，我注意到了那么一小条。其实它很不起眼，既不是所谓的民生问题，也不是什么形象工程。但却由此引起了我的一些思考。
　　说的是电梯（尤其是地铁）的左行右立的问题。
　　其实，这些日子里，仔细观察才发觉大部分的地铁电梯上，都已经贴了这样明显的标识。所谓左行右立，就是指上下楼时，乘电梯车一律站在右侧，让出左边给需要紧急通行的乘客——这在很多国家也许早已经成为了无需说明的惯例。
　　其实，对于文明的行为举止，我向来是举双手赞成的。而我乘电梯也一直就是恪尽所能站在右侧不擅动的，偶尔实在挤不到右边，心里总是不由砰砰地跳，觉得自己如何不文明。
　　但是，这也许只是一种个人情况。在现实状况之下，所谓的左行右立，看起来只是贴在墙上的文明公约，更大的作用在于糊弄人。
　　地铁可能是电梯里最密集的地方，每天上班我都要乘1，2次地铁，由此至少乘3，4次电梯。经过长期的观察发现，站在左边的乘客真的是不少于站右边的，所谓左行右立，怎么看怎么个全无实际意义。
　　本来我以为这是城市缺少文化素养的表现，但事实证明情况不仅仅是如此。比如在上海地铁一号线的终点站莘庄，无论上车下车，人多得数不清，我几次目睹，非把一个踏步电梯挤个鼓鼓囊囊，否则决计要造成人员的阻塞和滞留。
　　由此，一个疑问在我心头产生：如果这拥挤的人群是所谓文明的，那么文明的成本是多少呢？我恐怕，上一个车次的乘客还没有走完，下一个车次又已经进站了吧——这样的话，作为换乘枢纽的莘庄站可能是要崩溃的。
　　我们常说市场经济的一个准则：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既然如此，我想在文明与效率之间应该也存在着类似的微妙关系。如果文明本身是与效率想抵触的话，那么这样的文明因其成本太高，着实很难推行。
　　当然，在另一个方面，文明还需要一个人性的机制加以引导。本人每天下午从2号线南京西路站1号出口去单位，沿泰兴路从南京西路一直走到新闸路，其中的几个红绿灯设置的不恰当，让我每日处于挣扎之中。
　　首先是从南京西路往北走不足20米有一条小路，以非机动车为主要通行对象，但也设有红绿灯。让人费解的是，如果从绿灯亮起开始过南京路，走到该路口时，恰恰红灯刚刚亮起，每次经过都是如此，岂不徒然增加路人过路时间？又因其路小车少，行人往往干脆在红灯刚亮起时照样穿行——由此看来，此不是红绿灯的设立者故意引导路人闯红灯吗？
　　再往前的北京路也是如此，红绿灯变换时间极长，在红灯的最后将近半分钟时间里，明明已经没有横向车辆通行，路人的心理又不得不逡巡于闯或不闯的挣扎。固然，早晚高峰车流量或许较下午2、3点要大上很多，但为何红绿灯的变换频率非要24小时固定呢？这还不是因为设立的过程中缺少了一点人性化？
　　我们也许曾经听到过这样的说法：好的法律引导人为善，而恶法则诱导人误入歧途。——文明，其实也是一个技术活。
　　当然，文明也肯定不能只归结为技术原因。香港人也很多，据说在那里左行右立执行得也很好，至于其中原因，我没去过香港，也琢磨不大清楚，所以希望有机会能去看一看。
　　至于文明如果与效率发生悖论，究竟应该怎么解决，我倒真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有些事情只能怪中国人口实在太过庞大。所以我始终坚持，某人也许一生作恶无数，最可恶的一条就是让中国人口极速膨胀——为此，许多代人中国人要为这个人的荒谬而买单。

（这其实是一篇稿子，有望见于今年12月出版的一本书里。书名叫《上海如此炫》。而我只是想写一点宁静的很不炫的东西。）

　　晚上9点，在她工作的球房，我第一次见到了陈小丽。我颇为诧异于她略有些俗气的名字——但是这个名字又是恰如其分的，符合她相貌中那小家碧玉的美丽。姣好的容貌，中等个头，匀称的身材，一席紧身的短裙，性感的靴子。当然还有她手里皮质的球杆盒。

　　在北京有名的798艺术园区，笔者见到了被称为“裸奔男”的清华毕业生付桂衍。1980年出生的他，形象与嗓音中都流露出山东人特有的浑厚。走进一间咖啡屋，恰巧墙上挂着美国人安迪·沃霍尔在天安门前的大幅留影，于是他选择在这里坐下。“你知道他吗？是一位大师，以自己优秀的作品和艺术化的生活影响了美国社会，使民众的观念产生了大胆的突破。”每每聊到兴起，他会伸手摸摸自己的光头，发出“磕磕”的声响，不时的，他又会捋一捋由一头长发“蜕变”成的穿孔辫。

　　前一段读章诒和女士的《往事并不如烟》，才知道原来北京的《光明日报》上海的《文汇报》并非一贯正确，因为它们并非生下来就是党报，原先是属于民盟（之后是多家民主党派）。我们单位的领导和同事们常常提起，《青年报》曾经有过辉煌的过去，如今步履维艰实在让人感慨。然而，曾经更为辉煌的《光明》和《文汇》分别沦为没人要看的全国三大报和上海三大报及今日之现状，岂不更让人唏嘘？
　　读袁鹰先生的《风云侧记》则是另一回事情，他先供职于《解放日报》，之后又迁徙至首都的《人民日报》，岂不是远比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之流更有自得之资本？

　　袁鹰这个名字我是有印象的，记得以前的教科书里有过他的文章，因为篇序邻近一度和魏巍写的《谁是最可爱的人》混淆起来，但他究竟写了什么，最终还是想不起来了。
　　作为2006年的八大禁书之一，读完《风云侧记》，相比其他一些书，我心中茫然若失的感觉似乎要多不少。不能说这本书没有价值，但是读后心中的郁郁似乎比满足感反更多一些。
　　作者以所谓侧记的形式，回忆记录了《人民日报》的诸多往事，客观来说，不少做法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确实是有其创建和胆识的，考虑到其党报的性质，也应承认其殊为不易，然而对比真正的学界大师，其相去恐怕仍不止十里八里。
　　每读到郁郁处，不由感慨，在《人民日报》浸淫多年，之后又攀上领导之岗位，作者的文笔退化之严重，实在令人扼腕——由是则《人民日报》今天可读性之匮乏，便也顺理成章了。

　　在读写林淡秋、袁水拍、陈笑雨的一文时，我实在忍不住在边白处写下：作者啊，在《人民日报》呆了几十年，文笔无锐气、无血肉，只有陈述、下判断、做结论、谈党性，让我读得好生郁闷啊！
　　写人，什么样的是好的文字，我相信我是知道一点的，比如章诒和女士的《往事并不如烟》，里面每一个人可都是有血有肉的啊，但袁鹰的笔下人物形象实在干瘪，赞美一个人只是用社论，除了讲几件不得不写的事情，其他的就只有一些空话和套话了，真可谓千人一面，丝毫读不出个性。结尾处，他说：“有关林淡秋、袁水拍、陈笑雨三位同志的事，可写的、值得写的实在很多很多”，然而我却不由要问：作者啊，你所写的究竟又是写什么呢？
　　究竟是有些话无法吐露，还是文字能力已经退化到了这样的程度？我们无从得知，只能兀自心生一种悲凉。做宣传的工作，竟至到了这样可怕的地步吗？

　　作者所写的，还有一处让我沉思。在讲“文艺黑线专政”的问题上，作者提到《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这突然给我来了灵感。
　　多少年来，我们的主流宣传一直说领袖是被人利用了，一切责任当属于林彪和“四人帮”反革命集团。但看到“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这个说法，终究是可以让人豁然开朗的嘛：
　　假设林、江都是想夺权篡位的，那么彼此在根本利益上肯定是冲突的，应该互相斗争才对嘛，何来这“委托”一说？
　　作者又说林、江的“文艺黑线专政”是全盘否定毛主席革命路线在文艺战线上的主导地位，既然如此，之前所谓“主席三次亲自审阅修改”，又如何说通呢？
　　还有《“假如鲁迅还活着”》里所说的那样，领袖自己在“反右”前多年就说了，鲁迅要么被投入监狱，要么一句话也不说——所以要说投鲁迅入监狱，还能是林、江想出来的？
　　既然如此，谁利用谁，看来还是根本没有探讨清楚的问题嘛。

　　把责任一股脑推给林、江，是再容易不过的事情，但既然轻率地给了结论，真正的反思便无从谈起。问题既然不会如此消亡，便会再一次以另一种形式爆发或者暗涌。
　　若干年后，被前一代领袖整得“三起三落”的第二代领袖，仍然要给章伯钧等人留下“右派”的尾巴，以证明“右派”是有的，错只错在“扩大化”上。岂不令人感慨？
　　另一个例子，就是民间口碑不错的胡乔木，也不是跑到作家吴祖光的家里，奉劝他“退党”嘛。
　　这就像《如焉》里所写的那样，在这样的“大是大非”面前，个人恩怨是必须撇开的，统治阶级的不同派别，同是一片土壤里长处，只是朝向了不同的方向，但根还是连在一起的嘛。不管个人与个人之间有着怎样的矛盾过节，无论如何，不能让人挖了自己的祖坟啊。

　　当然，责任不简单的在上层，另外1/2则“得益于”形形色色的人，还有这片文化产生的土壤。
　　作者在这方面写的，倒是全书中最有价值的一部分。“反右”的“丁酉之难”里，文化部副部长周扬整自己的对头、负责《文艺报》的冯雪峰和著名的女作家丁玲。批判俞平伯的时候，胡风可是跳出来言辞激烈的一个，当然可能还有其他的事，这不能不说和之后的“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案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再比如“三家村”里，邓拓是颇被作者赞赏的一个，但我肯定地记得，《人有病天知否》里写过，身居高位的吴晗之前也是整过沈从文的嘛——因为吴晗也追求过沈先生家的“三三”嘛。
　　比如刘白羽，“拨乱反正”了，他也出来做顾问，批判胡风的时候，他可也是“讲得多”的一个呢。
　　有人的地方就是江湖，文人也是人嘛，何况还有“文人相轻”的传统。文坛，从来就不是净土嘛，想必现在和以后，也不会是的。

　　说到这里，不能不说说作者。《人民日报》批判电影《武训传》的评论，他可就是第一个执笔操刀的人。
　　是的，他一直在说，自己头脑不冷静，盲从领袖，当时可能整个华夏绝大部分人都是这样的，可这是否能构成一个十足的理由呢？作者啊，你自己可曾觉得你也是罪人和帮凶呢？
　　我最近时常在想一个问题：什么叫真正的自我。我认为这几乎可以说是一个伪命题，莫道独自叩问心灵时的“我”才是真正的自己。非也，这只是一部分，这一块加上你所有的社会角色之总和，才应该是“真正的自我”，也就是个全集的概念。
　　很显然，你所扮演的角色也许是违心的，但无论如何还是会在潜移默化中影响那个狭义的“自我”，最后逐渐就同一了，既然如此，广义上的诠释才是最到位的嘛。
　　因为秉承这个观念，我始终认为，不能因为时代原因，就简单地为自己脱罪。在这方面，我从来都没有见到作者做过真诚的道歉和忏悔，而是一味为自己开脱。是开不了这个口，还是根本就没有意识到？我不得而知。

　　作者提到过，在党没有正式出台文件之前，就在《人民日报》上发一篇文章，算是为这些被文字狱折磨的人平反了。作者觉得很是欢欣鼓舞，以为“将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然而历史，她不是在某一个时间点上可以轻易做出判断的啊。在真正的历史面前，《人民日报》终将是无足轻重和速朽的。

　　说到这里，不由为自己捏了一把汗，因为工作的缘故，我越来越多地要去做一些违心的事情。我为我仍然能够一如既往地坚持自己前述的标准而骄傲，同时也为自己越来越失去原本所恪守的东西而羞愧。
　　《人民日报》抑或宣传部这样的地方，我不够格，但更是不能适应、不能生存的。即便是现在的单位，我也自感渐渐不支。我想，不久之后，应该是时候给自己一个明确的交代了。

　　人生总有很多的第一次，从“第一次”本身来说，其实通常是一个伪命题，因为它本身往往并不具有特殊的意义。第一次走路，第一次说话，我已经不记得了。第一次考第一，第一次不及格，我也没有印象了。但我始终难忘的是自己的第一次做饭，并不因为饭做得多么香，也不因为懂得了劳动的辛苦，而是因为这段趣事背后，蕴含着对我人生的某种启示。
　　应该还是读小学的时候，那时还住在四平路的老房子，一大家子挤在两室一厅里其乐融融的。也许是因为当时还很幼稚的我，听了老师“帮助爸爸妈妈干点家务事”的教诲，翻翻冰箱里的剩饭已经不够了，我竟然心血来潮地想做顿饭。
　　大概是下午4点左右，估摸着烧完也是快吃晚饭的时间了，我便开始行动。拿出锅子，舀了几勺子米，打开水龙头，小手在水中尽情地翻腾，米粒从指缝中快乐地穿过。
　　不知怎么的，我突然想到了冰箱里还剩下的半碗饭。大概是我童年的时候，中国还盛行着平均主义，我竟然兀自思考起这个问题来——有新米，有剩饭，家里那么多人，谁吃新鲜的，谁吃残羹冷炙？这不公平嘛。能不能把剩饭也倒进去一起烧？这样新的旧的混在一起，不就成了一锅子热饭了吗？想着就那么干了，然后我还不住地为自己的创意沾沾自喜。
　　没一会，奶奶听到了厨房里“丁零当啷”的声响，便从房间里跑过来看。发觉我在烧饭，开始还很是欣慰，可她打开锅盖一看顿时傻了眼了，哭笑不得地说：“我烧了几十年的饭，还从来没有看到过生米和冷饭一起烧的！”
　　顿时，我的心凉了半截，自己的创举怎么就被当作是离经叛道了呢？
　　奶奶很是生气，跑去和爸爸“告状”：“你看看他，竟然这么烧饭。我烧了几十年的饭……”看着冷水里飘着的剩饭，糊里糊涂的爸爸倒不是特别在意：“小孩子嘛，让他去好了。”
　　尽管有人为自己开脱，但我的心情已经顿时从云端跌落谷底，只能忐忑地守在煤气灶边，焦虑地等待着，心中既怀着希望，又为可能很严重的后果担心。
　　这样的等待，对于一个读小学的孩子来说，真可谓倍受煎熬。也不知道过了多久，饭终于像个煮熟的样子了。我小心翼翼地打开锅盖——好像和大人烧出来的饭也差不多嘛。忍不住尝了一口，当然也不可能吃出酸味和辣味来。
　　惴惴不安地等到开饭的时候，直到大家吃完了，也没对米饭的味道做出任何特别的反应，我那一颗悬着的心，这才终于放下了。
　　很多年以后，当我再想起这件事情时，仍然很想为自己当初的创举叫好。但另一方面，我却再也不可能去尝试生米熟米一锅烩的做饭方法了。

　　这两天单位里讲到改版之后的人物专题，偶然想到了力主语文教育改革的黄玉峰。似乎是一个隔绝了很久的时代，还走在应试教育的独木桥上。也许我勉强可以算得上幸运，走过了这段难行的路，但有时即便做梦，回想起来也不由觉得后怕。
　　最近恰巧又读了李大同的《冰点故事》，里面恰巧也说到了教育问题。李大同因为一篇质疑现行历史教科书的稿子，被当作“把柄”将“冰点”栏目彻底整了一把，这又一次验证了“好报人大多没有善终”的说法。而事实上历史教科书的问题，在“冰点”之前对语文教育的批判中已经埋下了伏笔，这在《冰点故事》中有着大篇幅的记叙。
　　回想起当初自己那段激愤的岁月，不由哑然失笑。从好处上说，是因为自己成熟了，不再流于偏激。从坏处上说，是因为自己已经走过了这段岁月，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了“既得利益者”，从而对后来者的疾苦“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呜呼哎哉，还是不由地为自己可悲一把。
　　其实，从内心深处来说，即便那些情况已经很难触动我的心灵，但我仍然相信，如今的孩子仍然在接受一种压制个性的，扼杀创造力的教育。
　　于是，不由地想到，小时候自己写过无数作文，如今竟然一点都想不起来了，甚至到现在，我可能还是不会写小学生作文。因而，《冰点故事》中所记述的内容，多少还是可以引起我的一些共鸣。
　　又是突然的，我想到了这段往事，于是决定重写这篇小学生作文——想必，“第一次××”的作文，每个人小时候都做过。看到这篇文章能够写出来，我仍然不免激动——多么真实的往事，内容又是多么有哲理性，可是在当时我却从来没想过将她写进作文。广而言之，虽然这样的生活经验也许十分独特，但类似的事情，在每个孩子身上，恐怕都曾经发生过，但绝大多数人也根本不会想到，这是可以写进作文的。
　　在25岁，在从事文字工作已经有几个年头的时候，我才有点明白了小学生作文该怎么写。朝闻道，而夕死可矣。但可怖的是，很多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可能终身都不会明白这些。从这个意义上讲，难道不是民族的一种悲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