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纸之手 与纸偕老

我用来拿纸写字的手,与稿纸一同发黄、衰老……

逝者如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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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9958

歪酷博客


煜然 @ 2009-02-18 11:37

  评价一个人到底谁说了算,这是个很难解答的问题。

  不久之前,看到一条消息:林彪反革命集团主犯李作鹏将军去世。于是顺便搜索了当初“四大金刚”邱会作、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的资料。有意思的是,竟然查到,邱会作的家人追忆他的文章中总要提到:“毛主席和周恩来总理都曾说过:‘邱会作是历来最好的总后勤部部长。’”
  有个类似的例子是,在许多关于胡适、毛泽东的分析文章中都提到这样一个史料:虽然毛泽东在大陆掀起了一次批判胡适思想的高潮,以致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坐了几十年的冷板凳,但是“在怀仁堂的一次讲话中,毛泽东表示:‘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是有功劳的,我们对他现在要批,50年后再给他平反。’”
  两个事例相比较,前者属于政治范畴,为邱会作辩白的人极力撇开他与林彪之前的关系,无论此事区直黑白,无论后人是否是为死者讳,是否只能用打倒了邱会作的人的话,才能表白他的正直抑或愚忠?
  后者更是如此,如果胡适在世,听到了这样的评价,他会因为“赤帝”赏赐了一句不公开的相对公平的话而三呼万岁吗?

  当然,我们面对的实际情况就是这样,评价一个人,并不在于评价方式是否理性科学,评价者是否在专业领域具有权威性,而只在于贴上了什么样的标签。
  前些日子,看了一些关于合肥四姐妹(张元和、张允和、张兆和、张充和)的书,其中写到她们的父亲张冀牖(又名张吉友、张武龄)仗义疏财,创办了苏州乐益女校,并且聘请了几位他认为是年轻有为的教师。不意这其中竟然有早期的中共地下党员,并且创立了中共在苏州的第一个党支部。
  四姐妹都口口声声说,她们的父亲当时根本不可能知道这几个人的身份,但在纪念文章中,许多有人却坚持要说,张先生不可能不知道他们的身份——当然,这样的好意我们实在是太能理解了,但方法上就一定最好吗?
  另一个类似的人物是君主立宪派的代表人物杨度。皙子打心底里是个做学问的人,因为坚信君宪优于共和而始终身体力行,成了“筹安会六君子”之首,被认为是袁世凯称帝过程中助纣为虐的人物,因而宿命中带有着一定的悲剧性。其实,及今思之杨度的有些观点也不失合理,比如君宪国家有法定的皇位继承人,至少省去了军阀们为了继承总统之位混战,也为唐德刚等人引述。
  对于杨度的评价,相比应该本不难有相对客观的所谓公论。但因他在晚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甚至暗中为中共提供情报,周恩来晚年还提出因之要对他客观评价——这样几经翻转之下,反而让杨度显得像个投机人物了。

  怎样评价一个人,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往往在不同的意识形态下,能够得出迥然不同乃至截然相反的结论。这方面,谢泳在《逝去的年代》里说的一些话倒是恰当的,大意便是不要用政治上一时的得势与失势作为主要乃至唯一的标准。信封哪一种主义,不过是遵从不同的学派而已,重要的不是他从了哪一派,更不是哪一派又在现实领域得势,归根到底应该在于,他到底做得如何,究竟产生了怎样的意义。



 
煜然 @ 2009-01-20 16:44

  沈波是我在同济化学系的大学同学,不过由于他很少去上课,又是上海学生时常回家,四年时间里我和他见面的时间并不多,也算不得有什么深交。
  大一的时候,凭着高中时代拿到的一张党票,沈波颇受那个肥头大耳的班主任赏识,在别人还没迈进大学校门的时候,他就已经被内定为班长。
  不过,那时我对他的印象一直不怎么好,只觉得这个人戴着小眼镜,油头滑脑,整天神龙见首不见尾,不知道在忙点什么,却动辄掏出一张名片,上面印着什么部长、副部长、班长之类的头衔,让人觉得很是显摆。因为不太喜欢他,我就用沈波名字的缩写起了个绰号:SB。
  转眼一个学期就过去了,大学里的第一次考试,谁心里也没底。在一门名为“思想政治修养”的无聊课程考试中,P和L在考试结束铃即将打响的时候被老师没收了卷子,甩出一句:“你们不用考了!”
  不过那时候同济对考试作弊抓得并不是很严,据说后来有一次,不知哪路领导来视察,结果当场看到一个学生在作弊,学校又不经过任何程序就修改了校规,凡事作弊被抓立马开除。
  某一天,SB偶然来我们寝室聊天,说起作弊事件,他轻描淡写道:“考完试,我去找监考老师说:‘我是班长,这事情就算了吧。’”
  最后,那门课的成绩,P得的是A,L得的是B——看来复习得是不错的,只是有点过于追求完美了。
  第一个学期结束的时候,绰号“大肠”的班主任说:“我对某些班干部的考试成绩很失望。”他指的就是SB,班长同学一个学期没怎么上过课,虽然临阵突击,确保没挂课,但平均绩点只有1.5(大概相当于平均分65分)。
  大一结束的时候,我很惊讶地获悉,P的绩点竟然是全班第一。大二一开学,“大肠”就把SB给割了,把班长的位子交给了P。
  再之后,并不喜欢化学专业的P因为成绩不错,成功转修生物专业。毕业之后,他很快结了婚,如今在美国不知道攻读硕士还是博士。L也不错,成功保研,还去云南支教了半年,应该也有一个不错的将来。



 
煜然 @ 2009-01-19 16:07

  最近看了一票书,章诒和、张允和、谢泳等作者按说每一个我都比较熟悉,但却并没有产生特别强烈的写一些什么的愿望。很意外的是,手里的这本《上学记》,作者何兆武从前几乎没有听说过,还没读完,就很迫切地想记录下书中的一些东西。

喜欢作者的理由

  王小波曾经在《我的师承》里说到,很长一段时间里(当然他说的是四九年后),在中国,作者的名誉和才学往往是倒挂的,于是乎一些大师级的人物就躲进了翻译家的队伍,而不轻易地从事自己的创作。王小波本人很是推崇的就有《情人》的译者王道乾。
  所以当获知何兆武翻译了大量罗素、卢梭、帕斯卡尔的作品时,我便天然地对他有了一种源于翻译家身份的好感。
  当然,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情况更是如此。王道乾当年在位于云南的中法大学就读,据说曾经与西南联大的汪曾祺同屋,汪是我十分喜爱的作者。而同在西南联大,另一个与汪曾祺曾经同屋的便是这位何兆武——何兆武在《上学记》里写当时的汪曾祺长发,衣衫褴褛,还抽烟,俨然如今的颓废青年;而汪曾祺则在自己的不少小说中距离说,西南联大有一个寝室住了一个中文系的学生和一个历史系的学生,一个昼伏夜出,一个则完全相反,同居一年竟然互相没见过面,这个说法固然是夸张了一点,不过也基本靠谱,这个中文系学生说的是汪自己,而历史系学生指的就是何兆武——据说隔壁屋子住的是一个叫吴讷孙的,之后以鹿桥的名字写下了《未央歌》。不过在人才辈出的西南联大,这样的小小“掌故”也算不得什么。
  以上算是说了两条我喜欢何兆武的理由:翻译家、西南联大毕业生,剩下还有一条——老人。80岁以上的老人,即便是当了一辈子的文盲,都能说上几句“人这一辈子”,何况他作为学者丰富的经历加之几多体悟。
  年轻人读老人写的东西,那种感觉是一种道不清的不一样。前些天读杨绛写的《走到人生边上》,感觉虽不如杨先生从前的作品那般精致,但在絮絮叨叨之间,讲了许多生生死死,尤其是讲了那么多鬼神的东西,无法不留下深刻的印象。而这本《上学记》之所以让我忍不住想说些什么,则实在是因为作者在字里行间的淡定之中,又说出了许多真知灼见。如果说品味人生的滋味像尝菜根,每咀嚼一次味道都不尽相同,那么有些东西大概是老人才可以品味到的,而何兆武又把这些清晰地表达出来了。
  之前就想到了这三点,后来发觉还有一个原因。之前看的那些书,章诒和、谢泳讲述的始终是别人的事,合肥四姐妹的张家旧事核心在于家事,在大体趋势上是对内的探寻,而“上学”既是源于内心亲身经历,也包含了从外界汲取、交融的概念。自然,何兆武让我有了更多特别喜爱的理由。
  后来我知道,何兆武口述的内容其实被整理成了两本书,上部叫《上学记》,下部叫《上班记》,可以肯定的是,后者的精彩程度一定不会比前者来得差。但因为涉及太多还活着的人,何兆武只愿意在自己死后出版。
  这样一个好老头儿,谁不想他多活几年,可《上班记》又怎能不让人心生期待……


投入时代的背景

  在全书的开头,作者就亮出了非凡的观点。
  众所周知,蔡元培执掌北大时推行“兼容并包”,满清遗老王国维、新文化领袖胡适、斗士鲁迅、布尔什维克李大钊、“托洛茨基派”陈独秀、革命“叛徒”刘师培以及梁漱溟等等,统统身为北大教授行列。但对于这一现象背后,我们多的是赞颂和向往,却似乎少了一些理智的分析。
  何兆武在书中给出了独到的见解:虽然同在一个牌匾下(即虽经过内战,但都保留着中国民国的国号),但必须分清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的区别。北洋军阀多混战,多为愚鲁的粗人,进了北京城当几天“土皇帝”,却未必能有什么长远的统治规划,因而并不刻意在意识形态上进行整齐划一的统治,结果反而成就了“德大于才”(唐德刚语)的蔡校长。之后国民党实行党国制度,用“三民主义”在意识形态上进行统治,再想“兼容并包”那就谈何容易了。
  同样,西南联大的情况也是如此。云南军阀龙云并非蒋介石的嫡系,因而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姑息学校种种大逆不道、对抗政府的情状,同时也不采取严苛的意识形态统治。
  何兆武说:“平生读书最美好的岁月只有两度,一次是从初二到高一这三年,另一次就是西南联大的七年。”其中的潜台词恐怕在于,作者的这两段时光与大学最自由的两段时间是一一对应的吧。
  作为老人,最丰富的财富在于人生经历,而这种经历的关键在于对时代的跨越。跨越时代,意味着不断的调整和适应,确定方方面面的变与不变。但是,在回眸这些问题的时候,不能脱离了时代北京,用后人的标准苛责前人。
  简单地套用所谓马克思主义解释中国历史的发展轨迹就一定会失败,简单地把人划为革命和反革命就一定会反人性,而何兆武难能可贵的是,在经历了几十年的激荡之后,始终保持着内心的宁静,从而可以在85岁之后,恬淡到“把名字写在水上”。
  比如他说道:“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初期,专制独裁乃是一种世界性的潮流,甚至张学良夏夜到欧洲游历一番之后,也相信了法西斯主义,认为只有法西斯主义才能救中国。”
  显然,在这个历史随意被篡改的国度和年代里,何兆武这样的私人纪录,不但是历史课本上读不到的,更是对于读者远远更为有价值的。恐怕只有狭隘的所谓马克思主义者才会认为“问题与主义”是反对宣传马克思主义,否认马克思主义对中国革命的指导作用。我相信,真正做事的人就应该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西南联大的自由

  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他写到自己的同窗好友王浩。王浩兼修数学和哲学,此等气度在从前恐怕是颇容易让人接受的,但如今已经难觅芳踪,足以令人惊愕的了。晚年,王浩因为人工智能得了一个世界顶级的大奖,但他的那种心境却只是老友才能理解的——按照他们年轻时对幸福观的讨论和理解,这不过是王浩的一点副业,随手摆弄的小玩意儿,就算得了再大的奖也不能让他觉得有多么快乐。王浩所看重的仍只是自己投入毕生精力的主业。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何兆武记录说,王浩去哈佛只1年又8个月便拿到了博士学位。为什么?因为许多东西,当时他在清华已经学过,所以再看实在觉得很容易。
  呜呼,昔日中国大学水准之高,真是令人赞叹。其实,西南联大出过很多人才,去国外的比如杨振宁、何炳棣,还有余英时的老师杨莲升等等。留在国内的教师、学生大家知道的就更多了,即便是之前并不为我辈草莽所熟知的何兆武,随便亮出一本《上学记》,也足够入目三分。呜呼,对比他们所取得的成绩和理应达到的成就实在令人扼腕。
  由《上学记》想到读一点《未央歌》。其实,关于西南联大,《围城》似乎讲的也是其中的故事呢。谢泳说许多西南联大的人都不太喜欢《围城》这本书,钱钟书本人并没有在昆明呆太长时间,而且书里面的一些事情似乎还是有所指示的呢。
  但是,那么一个被我们视为近乎完美的大学,又能给被写成《围城》般不堪,其实反而只是从另一方面说明了是那时的自由是如何登峰造极。
  高芾(真名杨早,《合肥四姐妹》译者)在《野史记》里比较客观地说,从为沦陷前的北大,一直到之后的联大,宿舍都是兄终弟及的,看似十足自由,但如果你是当时大学里的学生,还搞不到一件宿舍,不得不费钱、费力、费时地去租房,那便会对这样的自由持另一种态度了。
  西南联大其他的故事也很有意思,比如沈从文和“狂人”刘文典跑警报,刘文典说:“我跑警报是因为我死了就美人讲《庄子》了,你沈从文死了怕什么?”
  可以说,这样的故事能够发生,并能够被流传下来,本身已经足以证明旧时里西南联大在精神上的无限伟大。
  掩起书仔细回味,不由寻思:党管经济,党管艺术,党管大学,党管足球……那么多的事情,为什么没人在乎的时候都好好的,甚至可以发展到世界的一流水平,结果越管却越是堕落呢?


束语

  之前的这些段落,我陆陆续续写了很多天,总觉得不满意,现在也还是觉得很不满意。但是,一边写,一边改,一边总是在寻思这个问题。想多了,难免落入了道家的“无为而治”。
  突然似乎有些明白了。无为而治“成功”的原因,并不在于无为有多么好,而在于“有为”是多么的不好。也许上层的决策者想法是好的,方法也是对的,但在一个不健全的制度建设和职能构架之下,一切都会最终变形为比无为更糟糕的情况。
  所以,为什么当年曾经有人叫嚣:对经济干涉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恐怕在于,如果没有达到相当的高度,只有无为而治才能产生相对好的结果。更重要的是,要超过无为而治的结果,这个平台必须搭建得很高很高,至少是我们现在不敢轻易企及的。
  正如文化并不分东西方,只存在发展水平的不同。既然中国远没有达到理论家们所吹嘘的发达水平。如果要真的发达,要真的领先,就只有自由这个根本保障了。只有达到了自由,才谈得到未来可能的“国家干预”。而在现在的环节来说,不管是三民主义,还是共产主义,都只能成为发展的障碍。

 



 
煜然 @ 2008-12-11 14:38

  12月9日,《青年报》头版头条的内容是“上海‘霹雳’整治行动初见成效 10天查扣‘黑车’416辆——黑车少了 的哥心情好了”。这个题目引起了我不小的兴趣。显然,这是条线记者从有关部门相关渠道获得的信息,甚至可能是统发稿。然而,且不说有关部门自吹自擂抢白“政绩”,个人认为,使用这样的稿件本身是可鄙的,放在头版头条的位置,那就更是可鄙的了。
  我从来不否认,我是一个黑车的拥趸,虽然我也知道乘黑车或许会引发一些问题,但是每次从人民广场回家,面对着780公交车和黑车,我肯定会毫不犹豫地首先选择黑车。和我同样情况,同样想法的人还很多,不然这个行业早已不复存在——由此看来,黑车的存在是合理的,而这么多人选择黑车也是理性的。与之相反,我们的职能部门,执政能力、执法能力至今还仅限于简单粗暴,那么社会改良进程之缓慢乃至倒退,也就可想而知的了。

  在“疆独”最为猖獗的奥运前,我曾经用一种极端的说法来解释我对于黑车的选择:从浦西到浦东,如果遇到“疆独”释放毒气,那么从地铁上逃生几近无望,公交车上如果在大桥上爆炸,那也十分危险。恰恰相反,谁会无聊到炸一辆包括司机在内只有不到20人的小黑车呢?——所以,我得出的结论是,看似最不安全的东西,在某些情况下,反而成为了最安全的。
  当然,在常态之下,黑车的优势更是显而易见的。虽然这原本大概就是一辆9座左右的面包车,被硬生生改装成了要挤17个人(有时甚至可以再加座),但是大家并不十分在乎这些。
  现代社会效率就是生命,公交车从广场开到三林城,至少45分钟,有时甚至一个多小时,如果为了坐上一个座位排队,那耗费的时间就更长了。而黑车直接上高架,只需要20分钟出头就可以到达三林城。人人都有座位,就算稍微觉得不舒服,忍忍也就到家了。
  票价方面,公交车是2块,黑车也就6块,完全在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若非油价不下调,这个价格或许还有松动的可能),而同样的路程,出租车大概要60块。更何况,很多人会算这么一笔账:黑车是负责送你到小区门口的,而如果你要叫一辆三轮车从780终点站送你到家,那还要再花3元。一个6块,另一个3+2=5块,哪个更合算,显而易见。

  在人民广场和三林城之间,穿梭着这样一支特别的“车队”,大约20辆款式都差不多的面包车。我猜想他们已经形成了一个或许紧密、或许松散的组织,司机有上海人也有外地人,他们统一路线,统一“票价”,甚至会有统一调度,也会有几个女人专门在780终点站处大喊:“三林三林,上车走了!”而这些人并不是单为某辆车呐喊的,她们身后的面包车一辆辆整齐地排着队。
  他们之间当然也会有竞争,抢到了时间就有可能多拉一次客,那大概就是多赚100块钱,抢到了一个客人,又可以多赚6块钱……但是,这一切都是有规则或者说“潜规则”的。没有人敢于轻易打破,因为这样的“制度”是他们共同制定,共同认可,也能够尽量保障每个人的利益的。
  由此大概可以想见,如果一个愣头青哪天开了一辆面包车,自说自话地把车停在了车队的栖息地,兀自做起黑车生意,他会遭遇到怎样的结果。

  上海在发展,城市在变大,原本的农田,渐渐成了容纳数十万人的居民区,这大概也是改革开放三十年不可忽视的成果的一部分。而随着市民上下班时间成本的提升,黑车的应运而生,实在是大有其土壤的。
  不久之前,海南三亚的司机闹起了大罢工——虽然在理论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是没有罢工的自由的。表面上看是因为黑车过多,影响了他们的生意,而在本质上,实在是因为份钱太多。据说,三亚市政府出台了半年淡季份钱4800,半年旺季5500的规定。这本身已经是一个很高的数字了,我两次去海南都曾经听到过出租车司机对此大为抱怨,说:“我们的份钱远高于北京,在全国仅次于你们上海。”但即便如此,很多出租车公司,还不按照市政府的规定执行,收取更多的钱,那就真的是不让人活了,那就真的是逼人家罢工了。——另一个结果是,我们曾经遭遇到,出租车司机会为了回扣,把我们领到了一家有些暧昧的KTV——当然,我承认,这不一定和份钱过高有着直接的关系。
  我实在是搞不明白,破出租车公司凭什么要收人家司机那么多份钱,去养活那些不知所谓的人。而另一方面,因为收入太少,只有越来越少的人愿意开出租了——当然,他们不在乎,因为收入再低他们也能找到人来开出租车,比如如今上海的司机中崇明人越来越多。
  所以,看到“黑车少了 的哥心情好了”这样的标题,我实在要鄙视这些制造舆论误导的人。如果出租车司机恨开黑车的人,是因为后者抢了他们的生意——但在我看来,他们更应该恨自己的出租车车队。
  在780终点站上,管理排队秩序的公交公司工作人员说:“我们和那些开黑车的人天天碰见,所以也不怎么管他们,否则以后也难为情,也尴尬。”
  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说,又正是公交公司催生了黑车的猖獗。许多乘客都抱怨780严重运力不足,有时一班车等20分钟还不来,来了也是必须使出吃奶的力气才挤得上去……
  但是,据说,为了车队的一己之私,他们拒绝增加车辆,也阻挠其他可能分流的公交线路被推出。

  当然,对于黑车存在的问题,我也不可能百分之百地为他们辩护。
  比如在这20辆黑车中,有4辆车的驾驶员持的是C照,因而他们驾驶面包车是非法的。这确实是不小的安全隐患。据说那几个司机也总是提心吊胆,万一发生了事故也只能多掏钱“埋单”私聊。
  其实,类似的忧虑存在于每个黑车司机的身上。有关部门的打击严一阵子,他们就得夹紧尾巴做人一阵子。而每每开车经过有警察的路口,他们也总是想方设法地快速通过……
  据说,780也有从三林到人民广场的直放车,但每天大概只有一班,远远不能满足乘客的需求。
  事实上,老百姓确实需要这样灵活的交通工具。事实上,黑车司机也不喜欢提心吊胆……
  如果可以把黑车纳入公交网络,充分发挥起灵活性,用合适的车型,合适的票价保证乘车者的利益,用各项制度规范驾驶者的资质,保证行车安全……当然还有,不要收太多的份钱。那么各方所给出的答案也许都是:为什么不呢?
  不要信口开河地说没有国际先例,也许国外是没有这样的先例,但是又有哪里有中国这么密集的人口而公交体系又如此不完善呢?
  但是,这些恐怕是我们的有关部门永远也想不明白的。
  想到这里,我又悲观了。因为,就算我的想法实现了,各种苛捐杂税会让黑车仍然保留它存在的温床。



 
煜然 @ 2008-12-10 23:00

  开心网真的是能给人带来快乐的吗?恐怕未必。快乐时间太长了,脸部都笑得僵硬了,也许反而成了累赘。比如被认为是最受欢迎的“争车位”,恐怕日复一日的记挂最终难免成为鸡肋,甚至恼怒。
  不过,结合自己“停车”的经历,再寻思寻思,突然发现,这倒又真是个耐人寻味的游戏。
  某日见一老同学的车停在我车库里,和她开玩笑性质地贴了张7200的条子。结果对方大怒,我为此赔偿了一辆20几万的PT漫步者,这才安抚了她的怒气。我说:“我想既然那么熟,和你开开玩笑,应该没什么啊。”对方说:“要是别人贴我,我就什么也不说了,正因为我们关系好,你贴了我,我才会这么激动呀。”
   由此可见,友谊本身难免会以摩擦的形式接受考验,而“停车”则创造了一种朋友之间莫名找别扭、起争执的机会。  当然,从这件事中也可以看出,你贴一个人,并不一定因为你讨厌他。反之,你不贴一个人,也未必因为喜欢他。比如有的人很阴损,你举报了他,他一定会更加变本加厉地对付你。那么,即便你看他再怎么不爽,还是三思而后行吧。
  对于这样的人,也有一种方法叫“匿名举报”。不过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匿名举报一次最多让对方损失7200,而你为此付出的成本则是10000——由此可见,损人利己也不是件那么容易的事,没本事,还是请不要以坏人为职业。
  我曾经看到本单位一位社会记者冲到隔壁办公室对着一位财经记者大骂:“×××,你都干了什么好事?竟然还匿名举报!”由此看来,在中国,无论想举报谁,再怎么匿名,都还很不靠谱。
  此外,恐怕很多人都有的另一种经历是:心情不好的时候,难免想举报、贴条,发泄一下心中的不快。但是什么人贴得,什么人贴不得,那可也还是思量一下的。比如之前有个公关贴了我的条,就让我很不爽。至于领导或者客户,那些你要靠他们吃饭的人,条子真的是可以轻而易举贴上去的吗?——恐怕大多数人就算心情再糟糕,这点理智也还是会有的。
  说了半天,其实也就一个意思,虽然就是“停车”这么一个简单的小游戏,固然有其网络载体的特殊性,但归根到底,也还是现实世界的一个延伸嘛。


 
煜然 @ 2008-11-04 01:51

从学生干部说起
——时论之二

  以前有一个说法,一些用人单位的招聘条件里曾经挂出过一条:学生干部的不要。
  一般来说,所谓学生干部,总被人认为是相对优秀的。因而,在当时,这样的要求我一时是不能十分理解.历时多年,我自己走出了学生时代,似乎终于有些明白了。

  要知道为什么会要有这样的条件,当然就要知道这些学生干部都是些什么样的人。
  要解答这个问题,我觉得就事论事未必是最好的办法,不然先看看历史。

  1919年,袁世凯政府受迫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爆发了历史上著名的“五四运动”。而在我们的教科书中,已经习惯于把“五四运动”这个概念泛化,甚至与“新文化运动”混为一谈。
  但事实上,这是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胡适大为不齿的,他始终认为五四学运之于文艺改良是一种莫大的干涉。
  那么,领导、参与五四学运的又是哪些人呢?个人认为大致可以分为两类。其一,如后任台北大学校长的傅斯年、后任清华大学校长的罗家伦,他们恐怕可以被认为是“学而优则仕”,因其学问与见识而成为学生领袖。其中也许还应当包括梁实秋,他在学运不久之后,因为反对这种过激的形式,自觉而退出。
  另一种则譬如火烧赵家楼的匡互生。罗家伦等领导者只想学生们表现出西方社会那种有良好风范的国民抗议,无奈形势渐渐始终,而匡互生之流却坚决要翻墙进去“打砸抢烧”。又如许德衍,解放后任九三学社主席,“反右”整报人储安平就有他的份。
  由此归纳,当日的学运分子一类是学问家,一类是政治家,乃至政治投机家。

  既然同样是学运,即便触发点不同,形式上也难免差异,但在本质上应该是相通的。70年后的那一次,相比1919年的那一次,应该也会有很多共同之处。只是,前者并不因为其至今未被认可而缺乏历史意义,也不因为没有像后者那样被神话,而可以排除政治投机者参与的可能性,并被列入至善的境地。
  只是相对两个执政政党的操作手法,似乎又指点出了历史的某一种倒退。

  那么,时至今日,学运既然已经为时事所不允许,当日所谓的“左派”或者“右派”的学运分子,如今又以怎样的形式存在于大学校园之中呢?
  想来也就只能以学生干部这一种方法了。然而,颇令人遗憾的是,在这其中,仍是有那两个组分,而政治投机家的比例恐怕正以空前的比例膨胀着。

  由此看来,招聘企业的话说得虽然有些绝对化,但在实际操作层面上,也是不失起理性色彩的。


  在我之前的许多年人生里,曾经莫名地为自己究竟应该乐观还是悲观而争论、彷徨过。但事实证明,如果脱离了对于社会现实的实践,这样的纸上谈兵是毫无意义的。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今年8月的北京之行是充满了现实意义的。虽然只是团市委这样的二线非实权部门,但其实体政治譬如行政与人事已然糜烂如是,中国之无望便实在是可想而知了。
  而在这其中,与我同行的大多是尚在读书的孩子。虽未踏足社会,一些同行者的老于人事,似乎已经远在我之上——大学既然已经不是传播文化的土壤,便只能成为营造政治家的温床了。


  说到这样的问题,我总是不免于沾沾自喜。
  大学时代里,我始终受到的一种压力是,父母逼我写入党申请。负责此事的老师后来对我说,如果我提出申请,肯定就批准了,我听了很欣慰——可惜,我自认为距离党员的标准还有一定距离——当然,所谓党员大多比我差了更大一截。但这是他们自己的事情,我只能坚持独善其身。

  同济读书时,一位老师曾经提出过,他认为未来入党就应该是一种登记制度,而非审批——比如本科以上学历者,填一张表就算入党了——因为所谓精英阶层必然来自这个人群之中,而他们是执政党所需要的执政基础。
  我认为这倒也是不失其道理的。听说入党要交什么思想汇报,而我从来就认为自己不负有对任何人汇报思想之责任——所以这样的党我是断然不会要入的。
  政治书看讲的共产党执政的法理依据,在我看来,实在有些强词夺理。而既然其执政基础颇为薄弱,那就理所当然要多发展一些党员,营造一个人口上的世界第一大党——毕竟,上了船的人,就算水性再好,总不大会想自己坐的船翻的。
  其实,所谓党员对其政党嗤之以鼻的从来不在少数,但在某些场合,他们至少必须是在口头上臣服了的。譬如几年前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你痛恨他,没问题,但请必须出席——形式上的服从,在一定意义上又产生了实质。所以你再不济,入了党,总会被当作是自己人的。

  至于我,既然明白形式上的服从多少会产生实质,选择也就不说自明了——何况还有许多别的原因。
  张志新烈士(姑且加上这两个颇有讽刺性的字眼)最终是被其丈夫出卖的。而我至少可以自信,不会成为这种惨剧的主角。



 
煜然 @ 2008-10-30 23:44

从左行右立想到的
——时论之一

  媒体仍然摆脱不了党的喉舌的悲惨命运。在上海俞老大一声令下,大家忙忙碌碌地整起了“拼‘博’600天”,我都为此写了3个整版的稿件。讽刺的是,后来所谓的拼“博”成了文明纠错大战,闹得太厉害了,宣传部又不得不跑出来喊停,实在是莫大的一桩讽刺案。
  在这种种被挑出来的毛病中,我注意到了那么一小条。其实它很不起眼,既不是所谓的民生问题,也不是什么形象工程。但却由此引起了我的一些思考。
  说的是电梯(尤其是地铁)的左行右立的问题。
  其实,这些日子里,仔细观察才发觉大部分的地铁电梯上,都已经贴了这样明显的标识。所谓左行右立,就是指上下楼时,乘电梯车一律站在右侧,让出左边给需要紧急通行的乘客——这在很多国家也许早已经成为了无需说明的惯例。
  其实,对于文明的行为举止,我向来是举双手赞成的。而我乘电梯也一直就是恪尽所能站在右侧不擅动的,偶尔实在挤不到右边,心里总是不由砰砰地跳,觉得自己如何不文明。
  但是,这也许只是一种个人情况。在现实状况之下,所谓的左行右立,看起来只是贴在墙上的文明公约,更大的作用在于糊弄人。
  地铁可能是电梯里最密集的地方,每天上班我都要乘1,2次地铁,由此至少乘3,4次电梯。经过长期的观察发现,站在左边的乘客真的是不少于站右边的,所谓左行右立,怎么看怎么个全无实际意义。
  本来我以为这是城市缺少文化素养的表现,但事实证明情况不仅仅是如此。比如在上海地铁一号线的终点站莘庄,无论上车下车,人多得数不清,我几次目睹,非把一个踏步电梯挤个鼓鼓囊囊,否则决计要造成人员的阻塞和滞留。
  由此,一个疑问在我心头产生:如果这拥挤的人群是所谓文明的,那么文明的成本是多少呢?我恐怕,上一个车次的乘客还没有走完,下一个车次又已经进站了吧——这样的话,作为换乘枢纽的莘庄站可能是要崩溃的。
  我们常说市场经济的一个准则: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既然如此,我想在文明与效率之间应该也存在着类似的微妙关系。如果文明本身是与效率想抵触的话,那么这样的文明因其成本太高,着实很难推行。
  当然,在另一个方面,文明还需要一个人性的机制加以引导。本人每天下午从2号线南京西路站1号出口去单位,沿泰兴路从南京西路一直走到新闸路,其中的几个红绿灯设置的不恰当,让我每日处于挣扎之中。
  首先是从南京西路往北走不足20米有一条小路,以非机动车为主要通行对象,但也设有红绿灯。让人费解的是,如果从绿灯亮起开始过南京路,走到该路口时,恰恰红灯刚刚亮起,每次经过都是如此,岂不徒然增加路人过路时间?又因其路小车少,行人往往干脆在红灯刚亮起时照样穿行——由此看来,此不是红绿灯的设立者故意引导路人闯红灯吗?
  再往前的北京路也是如此,红绿灯变换时间极长,在红灯的最后将近半分钟时间里,明明已经没有横向车辆通行,路人的心理又不得不逡巡于闯或不闯的挣扎。固然,早晚高峰车流量或许较下午2、3点要大上很多,但为何红绿灯的变换频率非要24小时固定呢?这还不是因为设立的过程中缺少了一点人性化?
  我们也许曾经听到过这样的说法:好的法律引导人为善,而恶法则诱导人误入歧途。——文明,其实也是一个技术活。
  当然,文明也肯定不能只归结为技术原因。香港人也很多,据说在那里左行右立执行得也很好,至于其中原因,我没去过香港,也琢磨不大清楚,所以希望有机会能去看一看。
  至于文明如果与效率发生悖论,究竟应该怎么解决,我倒真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有些事情只能怪中国人口实在太过庞大。所以我始终坚持,某人也许一生作恶无数,最可恶的一条就是让中国人口极速膨胀——为此,许多代人中国人要为这个人的荒谬而买单。



 
煜然 @ 2008-10-16 22:23

(这其实是一篇稿子,有望见于今年12月出版的一本书里。书名叫《上海如此炫》。而我只是想写一点宁静的很不炫的东西。)

  晚上9点,在她工作的球房,我第一次见到了陈小丽。我颇为诧异于她略有些俗气的名字——但是这个名字又是恰如其分的,符合她相貌中那小家碧玉的美丽。姣好的容貌,中等个头,匀称的身材,一席紧身的短裙,性感的靴子。当然还有她手里皮质的球杆盒。


意外入行,才知天赋异禀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桌球房终归属于灯红酒绿。你可以说这样的观念有些落伍,但必须承认,即便在今天,桌球房仍然是一个烟雾缭绕、灯光昏暗以及音乐暧昧的场所。
  和她聊到这样的问题,自己都会觉得有些尴尬和忐忑。倒是陈小丽自己更洒脱,嫣然一笑道:“球房又不是夜总会……”
  顿了顿,她补充说:“开始的时候,身边的朋友会对我说:‘自己还是当心一点。’时间长了,你也就知道了,客人一般都比较规矩。”
  “应该说桌球还是项很绅士的运动。”我反而有些胆怯地为这个唐突的问题解围。但她并没有正面回应:“客人如果有别的想法,你也应该会有预感,知道怎么去处理。”
  谈话见,她无意地拂拭了一下自己的衣服,胸前佩着一块银色的金属标示,上面写着她的英文名和职位:Lisa,助教。
  1987年出生的陈小丽生长在福建北部一个叫三明的小县城,那里地处山区,交通并不发达,但当地的女孩大多很漂亮。18岁那年,只有初中学历的小丽决定外出闯荡,她来到了经济特区厦门,找到了自己的第一份工作——桌球助教,至今这也是她职场经历的全部篇章。
  俗话说:“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如果说陈小丽是幸运的,那么这种幸运也许就来自于她成功的择业。在老家的时候,女孩从未接触过这项陌生的运动,但她却天赋异秉。
  从握杆到瞄球,从杆法到走位——开始的时候,她什么都不会,但凭借着漂亮和乖巧,客人手把手地地教她,没过多久,陈小丽终于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助教——她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地击败了曾经的师傅们,成为了这项运动中的高手。
  女孩的心很大,在她看来,厦门的生活也许仍只能算作偏安一隅。一年之后,她来到了上海,这里提供了她一个更广阔的发展平台。在上海,普通的球房里,助教每小时的收费是20元,陈小丽所在的球房因为位于淮海路这样的黄金地段,收费是30元一小时。过了一段时间,作为这家球房里球技最好的助教,请小丽打一小时球的收费涨到了50元。


赢球厉害,让球更是艺术

  开球,进球。一个,两个……黑八清脆地落袋。对手并没有等到上场的机会,陈小丽就已经把桌面上的球“一杆清”了。作为他的对手,我有些无奈地摇了摇头,她则走过来,有些腼腆有些不好意思地说:“球形挺好的,这就打完了。”
  当然,在这家球房里,并不是每个助教女孩都有这样高超的桌球技术。有些已经有了几年的球龄,有些大概还只是刚刚入门——请助教的客人往往会根据自己的水平,提出要求,请服务员为自己介绍一位实力恰当的助教。按照惯例,助教和客人总会边打球边聊聊天,在这样的过程中,助教总是和乐意把自己的手机号告诉对方——留下回头客嘛。
  该怎样去解释这样一种服务需求呢?也许可以这样解释——身在职场,人们越来越忙碌,也越来越孤独——即便桌球这样两人成趣的游戏,时常也会在犯瘾的时候找不到恰当的对手,于是助教这个行业便应运而生。助教的服务,看似是在球桌上的你来我往,从某种意义上说,同样也是精神上的。因而,球技有时也不是决定性的。
  当然,要成为一个优秀的桌球助教,没有过硬的球技保障也是不行的。但对于陈小丽这样的高手来说,如果真的每球必争,那恐怕90%以上的对手会毫无胜算,这不很快就把所有的客人都给打跑了?
  所以,有一门比赢球更大的学问,那就是“让球”。打球之余,我有时会问她:“每次打球你究竟会让了我多少?”对此她从来是笑而不答,或者抛出一句:“我早就忘记了。”好在我毕竟也不是太过“菜鸟”,仔细观察还是可以感觉到,聪明的女孩子们从来不会缺少让球的技巧:开球后,选择球形略差的全色或者半色球击打;“特意”走位不准增大自己进球的难度;如果对手实力实在太差,干脆就想方设法地母球送入袋,给对手更多“自由球”的机会;特别重要的是,对方因为错失一个必得的机会,沮丧不已的时候,一定要想法设防让他有再来一次的机会……
  让球不但是个战术问题,更是一个战略问题。让球的关键在于输赢比例上的总体掌控,对此她稍微给我透露了一些:“对半开是绝对不行的,那样人家会觉得你的水平也不过如此,相对来说赢2盘输1盘比较合理,既证明了自己的实力,也不会让对手感觉难堪吧。不过,让球一定要隐蔽,如果让对方看出来,他可能会很生气,这也会倒置客人的流失。”


选秀冠军,贵在知足常乐

  第一次去小丽上班的球房采访,我一直没有弄明白,球房的经理为什么为我安排了这样一个采访对象。直到我的第一篇关于桌球女助教的稿子见报,把报纸带给她之后,女孩才俏皮地告诉我:“其实我以前也上过报纸,上过电视。”
  2007年初,上海曾经举办过一场“九球宝贝”的比赛,由于主办方的积极推动,上海电视台体育频道进行了转播,报纸和网络媒体也有跟进。说实话,在这个注意力经济的时代,这样的一场比赛不过是在桌球这个所谓时尚运动的名义下,一出香车美女式的选秀。比赛的内容分为才艺表演和三局两胜的九球比赛,但许多参加的女孩其实连球杆都拿不稳当。
  凭借着初中时学过的孔雀舞,陈小丽惊艳全场,再加上她不俗的球技,轻松而无可争议地获得了比赛的冠军和一万元的奖金。
  听她说完这段往事,我才豁然想起,这场比赛我是在电视机前看了的——真没想到,令人惊羡的冠军宝贝如今就身在我的面前,身份是我的桌球助教。
  不过谈到这些,她并没有普通女孩很可能有的那种激动和自豪。只有一次,她和我说起过:“那个比赛化妆很粗糙,粉就像贴到皮肤上去似的。”“呵呵,是啊,电视上化妆后的效果不如本人好看。”“我可从来没觉得自己好看过。”她仍然很平静,仿佛在谈论一件与自己无关的事情。
  后来,我特意搜索了一些关于那场比赛的报道。记得里面曾经提到,那场赛事的主办方一心想把陈小丽包装成第二个“九球天后”潘晓婷,还请人教她练习自己的签名等等。
  再当我们谈起这件事情时,她很坦然地告诉我:当时的“九球宝贝”是想办一个系列赛,上海是其中一站,然后各个分赛区的冠军再争夺总冠军……但后来,一切都无疾而终,而她那所谓的“明星课程”,一共也就上过一次。
  小丽说这些话的时候神态非常平静,但我的心中倒是不由地起了涟漪:女孩子哪个没有明星梦,难道她真的没想过吗?她的态度还是很淡然,淡然得不由你不相信:“我对现在的生活已经很满足了,真的从来没想过做明星。”
  不过小丽告诉我,她一度想过做职业球员,还参加过一次职业比赛,32名选手中似乎是得了亚军——其实已经是很不错的成绩了,但她仍然只是“满足”于业余球手的身份,有时会参加一些各个球房举办的比赛,赚点零花钱。


收入几何?粒粒皆是辛苦

  作为助教,陈小丽一个月的收入主要分为三部分。
  首先是助教费,客人所支付的费用球房会百分百转交给她们,除此之外,助教还会有每月几百元至千余元的基本工资。还有一部分是如果客人通过助教办理会员卡或者购买球杆,她们还可以获得一笔提成。
  “你如果经常来打球的话,办张会员卡吧。500块,送一根价值350块球杆,还有8小时的球券,每年过生日还可以获得礼品……很合算的。”有一次,她这么对我说。也许是出于好奇,我问了个也许不是很恰当的问题:“如果办会员卡,你能拿到多少提成?”她愣了愣,有些腼腆地回答道:“好像是50吧,我也搞不清楚……”
  做助教的女孩形形色色,有陈小丽这样的“新上海人”,也有本地女孩,还有做兼职的大学生。普通的助教一个月的收入一般有两三千元,而陈小丽这样已经小有名气的高手月收入大概有四五千元。她和一个朋友合租了一间不大的房子,每天睡个囫囵觉到中午,然后去上班,她觉得这样的生活已经足以使自己无忧无虑了。
  当然,这样的收入赚起来也是挺辛苦的。做助教的女孩子们早就习惯了一边吃饭一边和客人打球。虽然桌球并不是一项剧烈的体育运动,但是长时间环绕球桌行走,全神贯注地瞄球,发力运杆击球,仍然是十分辛苦的。常常会有助教向客人求饶:“打完这盘不打了吧,我实在没力气了。”——不是不想赚这个钱,实在是体力吃不消了。当然,也有聪明的女孩,如果有别的球友在,就请来代替自己和客人较量——钱照赚,自己只要在边上看看,叫叫好就行,实在是鬼精鬼精的了。不过在女孩面前,客人总是要保持一点风度的,便也不会为此斤斤计较。


诱惑越多,坚持越显珍贵

  在球房里,陈小丽总是很安静。也许因为球技不错,更让她有了些沉默的资本。打球的时候,她格外专注,更是很少说话。当然,如果遇到熟悉的朋友,她也会主动和对方打招呼。有时她端坐在沙发上,也有男性客人喜欢往她身边凑,每每发生这样的情况,难免露出一丝尴尬,却也只能停留在一副无可奈何的神色。
  “除了助教费之外,客人还会另外给消费吗?”有一次,我唐突地想到了这个问题。“有时会,但我一般都不会收,因为不太喜欢这样。”在认识陈小丽的日子里,她一直以自己的语言和行动告诉我自己的一种坚持:“我总是觉得,作为助教和客人多多少少存在着利益关心,走得太近也不恰当。包括客人说请我吃饭,我也都会拒绝。即便客人和我聊天,我也不太愿意谈自己私人的情况,要说我也是比较喜欢说球。”
  除了宁静淡泊的生活态度,这种有其底线的坚持,也许是这个年轻的女孩另一个值得尊敬的地方——当然,并非每个助教女孩都是这样。“两年时间里,这样的故事我看得太多太多了,有些女孩做了不久就辞职了,但又过不了多少时间,她们又重新回来做助教……”讲到这些,她的语气里不免流露出一丝哀愁,“其实原因很简单,有些女孩子做助教的想法就不太对,一开始就希望有人追求她……但是,感情这种事情,如果得到得太容易,也许就不会那么珍惜了。”在小小的球房,曾经有过许多鲜花和浪漫的笑容,但也不乏伤痛和回头的眼泪。而陈小丽说,虽然自己并不排斥在工作中找到感情归宿的可能性,但一切都要随缘。
  “其实这样的事,我只是看得很多,经历倒得并不多。”说到自己遇到类似的情况,她的表情更加腼腆:“我当然能够体会到对方的这种心思,天天找你打球,还有看他们说话、做事,这些都很容易感觉得出来。”但是这个内向的女孩应对这些的唯一办法是让自己更端淑:“只有你自己不表现得太随便,客人才会发自内心地尊重你。”
  两年的漫长时光,也有勇敢的男士向小丽说出自己的爱意,但她的回应从来都是果断地拒绝:“我必须把自己真实的想法告诉对方,就是希望彼此成为单纯的朋友。否则仅仅为了自己一时的收入,假意地制造所谓的暧昧,将来必然会纠缠不清,更重要的是,这不符合我做人的准则。”
  示爱被拒绝,基本也就意味着客人的流失,但陈小丽有着自己独到的看法:“如果客人请你做助教仅仅是因为你的样貌,可能这种关系是很脆弱的。所以,我只是想努力提高自己的球技,我希望所有的客人是因为折服于我的球技才来找我打球的。”她这样的一段抢白,蕴含着的是一种与年龄不相称的成熟:“做助教两年,让我感触最深的就是,周围的环境变化了很多,我也经历了很多,但是相比刚刚从事这个职业的时候,自己的想法始终没有太多变化。”


尾声
桌球女孩,未来路在何方

  我的另一个朋友在四川北路上的另一家球房做助教。2年前从上外英语系毕业之后,这个南京女孩进入了一家企业做过文员,却着实厌倦每天朝九晚五的生活,球房的工作成全了向往自由的她。经历了一年无忧无虑的生活,有一天,她突然告诉我,自己换工作了,在徐家汇附近的一家公司上班——最终,曾经摆脱了束缚的她,还是回归到了所谓生活的常态。
  “有没有想过,助教会做多久?未来会做什么工作?”面对我忍不住提出的问题,陈小丽仍是一如往常地淡然:“没有。”想了很久之后,她给出了一个答案:“可能会开个球房吧。”
  她的一位同事正好踱过来问我:“听说在上海英语很重要,我想好好学学英语。你觉得什么教材比较适合我?还有,你能不能告诉我,究竟是学打桌球容易,还是学英语容易吗?”不久之后,我听说这个女孩辞职了。
  又过了一段,我收到小丽的短信:“我要离开上海了。我干妈在厦门开了个球房,缺少人手,所以叫我过去帮她打理一段。过两天就走,到了那边我会告诉你新的手机号。来厦门的话,记得联系我……”



 
煜然 @ 2008-08-21 21:03

 
燕南园63号,我经常在这里吃西瓜,后来才知道,这是原北大校长马寅初先生的旧居。

 
向马寅初先生鞠躬致敬!

 
64号,翦伯赞的旧居。



翦伯赞是著名历史学家,原北京大学副校长、历史系主任。


 
就在这里,翦伯赞先生自缢而亡。

 
54号,二楼就是现在的大国宝季羡林先生的家。


66号,冰心和丈夫吴文藻居住了10年的新房,后来的主人是美学大师朱光潜先生。


 
煜然 @ 2008-08-01 03:19

  在北京有名的798艺术园区,笔者见到了被称为“裸奔男”的清华毕业生付桂衍。1980年出生的他,形象与嗓音中都流露出山东人特有的浑厚。走进一间咖啡屋,恰巧墙上挂着美国人安迪·沃霍尔在天安门前的大幅留影,于是他选择在这里坐下。“你知道他吗?是一位大师,以自己优秀的作品和艺术化的生活影响了美国社会,使民众的观念产生了大胆的突破。”每每聊到兴起,他会伸手摸摸自己的光头,发出“磕磕”的声响,不时的,他又会捋一捋由一头长发“蜕变”成的穿孔辫。


裸奔不是西方的糟粕

  7月8日,是清华大学毕业生离校的最后时间。7日凌晨,美术学院雕塑系毕业生付桂衍和亓星光在吃完“散伙饭”后,以在操场上裸奔两圈的方式庆祝离校。之后,付桂衍把照片上传到了自己在校内网的个人主页。很快,一则名为“校内网上惊现清华紫操裸奔图”的帖子出现在了清华大学bbs上,由此引发了一场的争论。

笔者:你怎么看待行为艺术这个说法?
付桂衍:行为艺术分为两种,一种是表演形式的,一种是体验形式的。很多人觉得行为艺术之类的东西是个新玩意儿,其实不是的,在国外它至少已经存在了五六十年,传入中国也已经二三十年了。像裸奔,在艺术圈内根本不算个事儿。

笔者:裸奔算行为艺术吗?
付桂衍:不算!可能别人有不同的看法,但至少在我肯定觉得不算。

笔者:你为什么会裸奔?
付桂衍:作为一个艺术生,我向往着一种艺术化的生活,所以我想这样的行为可能一直就在我的潜意识之中,一个特定的时间和环境下,这种潜意识就转化成了行为。实现自己的愿望,是我做这件事的主要原因。首先只是我艺术化生活的自然表达,要说其他,可能就是希望给清华注入点现代人文的波澜。

笔者:大学毕业的人都吃过“散伙饭”,也知道是个怎么样的场景,哪天你喝酒了吗?喝了多少?
付桂衍:喝了,具体多少我没有算,但神智绝对是清醒的。

笔者:你在操场上裸奔的时候,有人对你喊:“裸奔男加油”,听着心里是什么感受?
付桂衍:当时跑得比较快,比较专注,没太听清别人喊什么,但肯定是欢呼声,不是喝倒彩。

笔者:那其中会不会有这样的因素——毕业了,需要发泄一下,而且谁也没法管你了?
付桂衍:当然会有。

笔者:究竟裸奔是什么?
付桂衍:裸奔其实就是一种人性对于自我一种突破。

笔者:或者说是一种回归?
付桂衍:是的,回归。有些人骂我是盲目地学西方文化的糟粕。什么是糟粕,他说得清楚吗?哈佛裸奔节的名言是“如果当众裸奔都不怕了,期末考试还用怕吗?如果身体都不受束缚了,思想还会被束缚吗?”这算什么糟粕啊?有些人是保守思想在作怪,什么年代了还搞“上纲上线”
  又为什么一定说是这种思维一定是从西方传进来的,老庄哲学里不都谈到了“返璞归真”么。

笔者:很多人很喜欢大谈东西方的文化差异。但是有时候翻历史书,我会发觉东方的某个时代和西方的另一个时代其实很相似。是不是有这样的可能,文化差异的绝大部分,其实本质上只是社会发展的进程不同。
付桂衍:传统文化说法太多了,但我觉得本质上是传统哲学或是认知方式,不只是礼义廉耻之类的。现在的礼义廉耻和二三十年前的礼义廉耻不一样,和新文化运动时的不一样,和几百年、几千年前的更不一样。

笔者:我觉得在新的时代,传统文化还会在新的东西里占据一定的比重,也许是比例大小的问题。
付桂衍:这方面我不同意你的观点。所谓传统文化,是想保就能保住的吗?你看唐朝多开放,什么国家的人都来,那时候好像没提过保护自己的文化吧,结果呢?繁荣。美国也是,移民国家,什么样的文化都在这里融合。其实中国在历史上是个文化包容性很强的国家,这更不应该是一个问题。就一个民族而言每一个时代也有每一个时代不同的文化,这是民族个性客观发展的结果,而不是主观保持的结果。

 

寻梦清华十年终惆怅

  付桂衍从上高中才开始学习艺术,他说这是受了从小学习艺术的姐姐的影响。如今,姐姐已经完全转行,而他却还在追逐一个艺术之梦。10年前的高考失败,让他决心前往北京实现自己的梦想。在一所中专性质的吴作人美术学校修习3年后,他将考上清华雕塑系作为自己的目标,考了三年终于进入了在离开时让他有些惆怅的地方。


笔者:选择报考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雕塑系之前,你对雕塑接触多吗?
付桂衍:其实也不算特别多,在吴作人学校,雕塑属于选修课,我选了。主要是自己觉得绘画是平面的,有些拿捏不准的地方可以虚化,而雕塑要求更扎实,在三维空间里,任何东西都必须具体得表现出来。比如:做雕塑人体,人体上的所有的沟沟坎坎我都一清二楚,人体对于做雕塑的来说毫无神秘感。现实的考虑是,考大学的专业课里,雕塑有时考有时不考,学一点以备需要。

笔者:那为什么会报考这个专业?
付桂衍:是这里全国最强的师资吸引了我。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被合并入清华后,又从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美术学院、鲁迅美术学院挖来了大量的名师。

笔者:然后你就花了三年时间报考清华。这是怎么一种考试,纯考艺术吗?
付桂衍:不是,也要考文化课。相比其他美术院校,清华美术学院的文化课难考很多,可能要比别的学校多考100分左右。然后还有艺术考试。

笔者:那前两次失败是在哪里?
付桂衍:第一次艺术分没到,第二次是文化课没过。

笔者:现在回想起来也许可能说得蛮轻松的,但那可是3年时间,还有那么大的压力,难怪你说考上之后完全都没有感觉。
付桂衍:肯定的,当时人是麻木的。事后也许会兴奋,但是在知道自己考上了的时候,我真的是没有任何感觉。就那样了。

笔者:尽管这么吸引你,尽管费了这么多力气考清华,但是你最后还是决定要给清华注入一点艺术气息。则说明4年里很多事情是让你失望的,比如你曾经说过,名家陈丹青愤然辞职。
付桂衍:是的,可以说清华雕塑系,在硬件上绝对在世界上都排得上号。但最终,没有成果,没有好的作品。更可悲的是,没有形成自己的一种风格。

笔者:我明白你的意思,国外很多学院,往往就是某领域内的一个学术流派。那是不是当初挖教师的时候,就是盲目的,有些挖来的人之间,个人风格就是冲突的。
付桂衍:可能有一部分这方面的原因。

笔者:还有什么,这里的老师与学生做得不够?
付桂衍:不是,老师和学生都是很正直扎实的人,在艺术上也足够努力。

笔者:看来那只能说是制度上的原因了。比如现在大学的学术气氛很浮躁,导向就是谋钱谋权。

付桂衍:对。关于裸奔的这个事情,事后我曾经和一些清华学理工科的同学聊起过,大部分还是不那么能够理解。有时候想想……

笔者:不免有些悲观?
付桂衍:不,我不悲观。至少,那些理工科的学生能够以一种宽容的态度去面对,这已经是一种很大的进步了。一个学校,或者一个更大的范畴,要说它的人文气息,不单单是里面的人做了什么,更重要的是,他们做这些事情的原因是什么,还有做了之后其他人的反应和态度。

笔者:你还说过美术学院在清华的位置很边缘化。
付桂衍:本来美术学院就是并进来的,这种位置可想而知。

笔者:现在各个学校都搞大兼并,只想着把蛋糕做大,但做成什么样子,似乎他们不一定在乎。
付桂衍:所以,说到清华,大家想到的还是理工科见长,美术学院没法融入这所学校的主流。
  就应该让美术学院的学生也去学点理工科,知道这些工作的严谨和艰辛。理工科和人文学院的学生也应该学点艺术。我知道很多伟大的科学家,他们的想象力是很强的,这种东西与艺术相同的,而想象力又决定了创造力。

笔者:都是自己的资源了,却没有用好。看来校方对这个学院不重视?
付桂衍:其实也不是不重视,按人数说,美术学院在清华绝对是个大院。上层的情况我也不是太清楚,应该还是很重视的,经济上投入得也很多。

笔者:但是他们不知道怎么管好这个学院。
付桂衍:比如美术学院部分领导和老师为了把学生更好的推向社会在798举办新锐展览,但最终阻力却来自学院内部。

笔者: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历史似乎早就证明了,搞文艺的人注定是要忍受寂寞,享受寂寞的。
付桂衍:是的,从我们自己的角度来说是要享受寂寞,但是这不等于我们就应该偏安一隅。


裸奔向何方?

  客观地说,付桂衍算得上是一个好学生。在这一届清华雕塑系15名毕业生中,他的毕业创造和毕业论文分别排在第2名和第4名,此外,他还获过年度清华大学学业优秀二等奖,清华之友郑格如奖学金。
  毕业之后,付桂衍和一位油画系的同学合租了一个工作室,继续着“北漂”的生活。在他看来,裸奔在自己的世界里并不能算什么大事,更重要的是把这追梦之旅继续走下去。

笔者:网络在改变着世界,最近发生了很多事情,比如一个女孩子的裸照被发到网络上,可能她未来的生活和前程就毁了。但是,你是自己把照片发上网的,而且自始至终表现得很淡定。我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因为你是一个艺术专业的学生,你的就业方式和绝大部分人不一样,所以你可以不在乎这些。如果你和我的身份交换,你就不会去裸奔了。
付桂衍:也许这就是一棵树上的两个果子,因为我是艺术生,所以我会有这样的行为。也因为我是艺术专业学生,我未来走的就是这样的一种道路。也许这整个是一个体系。

笔者:那就说说你的未来吧。你现在租房子和工作室,一个月房租需要多少?生活开支呢?怎样维持自己的生活。
付桂衍:房租一年至少一万五,每个月开销加起来两三千吧。维持生活,主要就是靠卖作品,大学时候的作品就有被外国收藏家买走的,钱够花,但也肯定不算多。

笔者:你说像你们这样的专业,除非转行,否则绝大部分都成为了自由职业的艺术家。那么剩下的小部分人呢?
付桂衍:不伦不类呗。

笔者:就是进入设计院之类的?
付桂衍:差不多吧。但是这种“收编”肯定会产生一些琐碎的事情,对于创作的影响多多少少肯定是有的……但是,将来,可能,我也会这样。

笔者:如果你坚持不下去的话。
付桂衍:是的。未来几年,我肯定还是会坚持对艺术的追求,但太远的事情,没法说清楚,毕竟世界变化太快,什么样都有可能。


手记

  听说我要采访“裸奔男”,身边的朋友说:“你咋做这种‘变态’的选题?”但在我看完之前对于他的报道之后,作为记者的直觉告诉我:付桂衍应该是一个很有想法的人。最终事实证明了这一点,2个多小时心灵的“裸聊”对我绝对是有所获益的。
  可以肯定的是,付桂衍并非想以此“炒作”自己。他说面对面接受采访的记者,我是第二个,前一个虽然聊得也不错,但最终写出来的稿件只是“为了迎合读者某种宣泄的需要,却没有真正的思考”。后来,在E-mail里,他再次表示,希望我写一些能够让人产生思考的东西。我相信,这份更像对谈的采访纪录能够有一些这样的功用。当然要感谢编辑老师,当我担心自己的稿子“路子野、发不出”的时候,他们承诺:“要的不是一个简单批判的模式。”
  付桂衍问我想写一篇什么样的稿子。我回答是人物。他给我的建议是:“如果还要探讨这个行为,那么我觉得你可以从两个方面写。第一,艺术上的,这样一些人,他们在当下环境的生存状态。第二属于社会学上的范畴,传统的现代的、东方的西方的之间,文化上的撞击。”
  通过这次采访,我更坚信——在中国裸奔的,付桂衍绝对不是第一个,有些人奔了也就奔了,只是这一次他的行为通过网络和媒体报道,引起了大众的关注——这算得上是一种偶然中的必然——无论对于他个人,还是整个社会。
  从更深的层次上说,“裸奔”应该被视为一种现象,一种潜滋暗长的“亚文化”在与主流文化相互冲击,并由此引发了震荡的文化现象。
  时代的发展,让我们的观念发生了许多变化。我听到过这样一个说法:伦理也许是一个伪命题,因为伦理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随着社会发展不断变迁的。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伦理标准。付桂衍说,等这个事情冷下来,他希望能够写一段自己的思考,就是从这个角度出发。



 
煜然 @ 2008-07-27 19:14

  前一段读章诒和女士的《往事并不如烟》,才知道原来北京的《光明日报》上海的《文汇报》并非一贯正确,因为它们并非生下来就是党报,原先是属于民盟(之后是多家民主党派)。我们单位的领导和同事们常常提起,《青年报》曾经有过辉煌的过去,如今步履维艰实在让人感慨。然而,曾经更为辉煌的《光明》和《文汇》分别沦为没人要看的全国三大报和上海三大报及今日之现状,岂不更让人唏嘘?
  读袁鹰先生的《风云侧记》则是另一回事情,他先供职于《解放日报》,之后又迁徙至首都的《人民日报》,岂不是远比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之流更有自得之资本?

  袁鹰这个名字我是有印象的,记得以前的教科书里有过他的文章,因为篇序邻近一度和魏巍写的《谁是最可爱的人》混淆起来,但他究竟写了什么,最终还是想不起来了。
  作为2006年的八大禁书之一,读完《风云侧记》,相比其他一些书,我心中茫然若失的感觉似乎要多不少。不能说这本书没有价值,但是读后心中的郁郁似乎比满足感反更多一些。
  作者以所谓侧记的形式,回忆记录了《人民日报》的诸多往事,客观来说,不少做法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确实是有其创建和胆识的,考虑到其党报的性质,也应承认其殊为不易,然而对比真正的学界大师,其相去恐怕仍不止十里八里。
  每读到郁郁处,不由感慨,在《人民日报》浸淫多年,之后又攀上领导之岗位,作者的文笔退化之严重,实在令人扼腕——由是则《人民日报》今天可读性之匮乏,便也顺理成章了。

  在读写林淡秋、袁水拍、陈笑雨的一文时,我实在忍不住在边白处写下:作者啊,在《人民日报》呆了几十年,文笔无锐气、无血肉,只有陈述、下判断、做结论、谈党性,让我读得好生郁闷啊!
  写人,什么样的是好的文字,我相信我是知道一点的,比如章诒和女士的《往事并不如烟》,里面每一个人可都是有血有肉的啊,但袁鹰的笔下人物形象实在干瘪,赞美一个人只是用社论,除了讲几件不得不写的事情,其他的就只有一些空话和套话了,真可谓千人一面,丝毫读不出个性。结尾处,他说:“有关林淡秋、袁水拍、陈笑雨三位同志的事,可写的、值得写的实在很多很多”,然而我却不由要问:作者啊,你所写的究竟又是写什么呢?
  究竟是有些话无法吐露,还是文字能力已经退化到了这样的程度?我们无从得知,只能兀自心生一种悲凉。做宣传的工作,竟至到了这样可怕的地步吗?

  作者所写的,还有一处让我沉思。在讲“文艺黑线专政”的问题上,作者提到《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这突然给我来了灵感。
  多少年来,我们的主流宣传一直说领袖是被人利用了,一切责任当属于林彪和“四人帮”反革命集团。但看到“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这个说法,终究是可以让人豁然开朗的嘛:
  假设林、江都是想夺权篡位的,那么彼此在根本利益上肯定是冲突的,应该互相斗争才对嘛,何来这“委托”一说?
  作者又说林、江的“文艺黑线专政”是全盘否定毛主席革命路线在文艺战线上的主导地位,既然如此,之前所谓“主席三次亲自审阅修改”,又如何说通呢?
  还有《“假如鲁迅还活着”》里所说的那样,领袖自己在“反右”前多年就说了,鲁迅要么被投入监狱,要么一句话也不说——所以要说投鲁迅入监狱,还能是林、江想出来的?
  既然如此,谁利用谁,看来还是根本没有探讨清楚的问题嘛。

  把责任一股脑推给林、江,是再容易不过的事情,但既然轻率地给了结论,真正的反思便无从谈起。问题既然不会如此消亡,便会再一次以另一种形式爆发或者暗涌。
  若干年后,被前一代领袖整得“三起三落”的第二代领袖,仍然要给章伯钧等人留下“右派”的尾巴,以证明“右派”是有的,错只错在“扩大化”上。岂不令人感慨?
  另一个例子,就是民间口碑不错的胡乔木,也不是跑到作家吴祖光的家里,奉劝他“退党”嘛。
  这就像《如焉》里所写的那样,在这样的“大是大非”面前,个人恩怨是必须撇开的,统治阶级的不同派别,同是一片土壤里长处,只是朝向了不同的方向,但根还是连在一起的嘛。不管个人与个人之间有着怎样的矛盾过节,无论如何,不能让人挖了自己的祖坟啊。

  当然,责任不简单的在上层,另外1/2则“得益于”形形色色的人,还有这片文化产生的土壤。
  作者在这方面写的,倒是全书中最有价值的一部分。“反右”的“丁酉之难”里,文化部副部长周扬整自己的对头、负责《文艺报》的冯雪峰和著名的女作家丁玲。批判俞平伯的时候,胡风可是跳出来言辞激烈的一个,当然可能还有其他的事,这不能不说和之后的“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案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再比如“三家村”里,邓拓是颇被作者赞赏的一个,但我肯定地记得,《人有病天知否》里写过,身居高位的吴晗之前也是整过沈从文的嘛——因为吴晗也追求过沈先生家的“三三”嘛。
  比如刘白羽,“拨乱反正”了,他也出来做顾问,批判胡风的时候,他可也是“讲得多”的一个呢。
  有人的地方就是江湖,文人也是人嘛,何况还有“文人相轻”的传统。文坛,从来就不是净土嘛,想必现在和以后,也不会是的。

  说到这里,不能不说说作者。《人民日报》批判电影《武训传》的评论,他可就是第一个执笔操刀的人。
  是的,他一直在说,自己头脑不冷静,盲从领袖,当时可能整个华夏绝大部分人都是这样的,可这是否能构成一个十足的理由呢?作者啊,你自己可曾觉得你也是罪人和帮凶呢?
  我最近时常在想一个问题:什么叫真正的自我。我认为这几乎可以说是一个伪命题,莫道独自叩问心灵时的“我”才是真正的自己。非也,这只是一部分,这一块加上你所有的社会角色之总和,才应该是“真正的自我”,也就是个全集的概念。
  很显然,你所扮演的角色也许是违心的,但无论如何还是会在潜移默化中影响那个狭义的“自我”,最后逐渐就同一了,既然如此,广义上的诠释才是最到位的嘛。
  因为秉承这个观念,我始终认为,不能因为时代原因,就简单地为自己脱罪。在这方面,我从来都没有见到作者做过真诚的道歉和忏悔,而是一味为自己开脱。是开不了这个口,还是根本就没有意识到?我不得而知。

  作者提到过,在党没有正式出台文件之前,就在《人民日报》上发一篇文章,算是为这些被文字狱折磨的人平反了。作者觉得很是欢欣鼓舞,以为“将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然而历史,她不是在某一个时间点上可以轻易做出判断的啊。在真正的历史面前,《人民日报》终将是无足轻重和速朽的。

  说到这里,不由为自己捏了一把汗,因为工作的缘故,我越来越多地要去做一些违心的事情。我为我仍然能够一如既往地坚持自己前述的标准而骄傲,同时也为自己越来越失去原本所恪守的东西而羞愧。
  《人民日报》抑或宣传部这样的地方,我不够格,但更是不能适应、不能生存的。即便是现在的单位,我也自感渐渐不支。我想,不久之后,应该是时候给自己一个明确的交代了。



 
煜然 @ 2008-07-19 22:29

  人生总有很多的第一次,从“第一次”本身来说,其实通常是一个伪命题,因为它本身往往并不具有特殊的意义。第一次走路,第一次说话,我已经不记得了。第一次考第一,第一次不及格,我也没有印象了。但我始终难忘的是自己的第一次做饭,并不因为饭做得多么香,也不因为懂得了劳动的辛苦,而是因为这段趣事背后,蕴含着对我人生的某种启示。
  应该还是读小学的时候,那时还住在四平路的老房子,一大家子挤在两室一厅里其乐融融的。也许是因为当时还很幼稚的我,听了老师“帮助爸爸妈妈干点家务事”的教诲,翻翻冰箱里的剩饭已经不够了,我竟然心血来潮地想做顿饭。
  大概是下午4点左右,估摸着烧完也是快吃晚饭的时间了,我便开始行动。拿出锅子,舀了几勺子米,打开水龙头,小手在水中尽情地翻腾,米粒从指缝中快乐地穿过。
  不知怎么的,我突然想到了冰箱里还剩下的半碗饭。大概是我童年的时候,中国还盛行着平均主义,我竟然兀自思考起这个问题来——有新米,有剩饭,家里那么多人,谁吃新鲜的,谁吃残羹冷炙?这不公平嘛。能不能把剩饭也倒进去一起烧?这样新的旧的混在一起,不就成了一锅子热饭了吗?想着就那么干了,然后我还不住地为自己的创意沾沾自喜。
  没一会,奶奶听到了厨房里“丁零当啷”的声响,便从房间里跑过来看。发觉我在烧饭,开始还很是欣慰,可她打开锅盖一看顿时傻了眼了,哭笑不得地说:“我烧了几十年的饭,还从来没有看到过生米和冷饭一起烧的!”
  顿时,我的心凉了半截,自己的创举怎么就被当作是离经叛道了呢?
  奶奶很是生气,跑去和爸爸“告状”:“你看看他,竟然这么烧饭。我烧了几十年的饭……”看着冷水里飘着的剩饭,糊里糊涂的爸爸倒不是特别在意:“小孩子嘛,让他去好了。”
  尽管有人为自己开脱,但我的心情已经顿时从云端跌落谷底,只能忐忑地守在煤气灶边,焦虑地等待着,心中既怀着希望,又为可能很严重的后果担心。
  这样的等待,对于一个读小学的孩子来说,真可谓倍受煎熬。也不知道过了多久,饭终于像个煮熟的样子了。我小心翼翼地打开锅盖——好像和大人烧出来的饭也差不多嘛。忍不住尝了一口,当然也不可能吃出酸味和辣味来。
  惴惴不安地等到开饭的时候,直到大家吃完了,也没对米饭的味道做出任何特别的反应,我那一颗悬着的心,这才终于放下了。
  很多年以后,当我再想起这件事情时,仍然很想为自己当初的创举叫好。但另一方面,我却再也不可能去尝试生米熟米一锅烩的做饭方法了。


  这两天单位里讲到改版之后的人物专题,偶然想到了力主语文教育改革的黄玉峰。似乎是一个隔绝了很久的时代,还走在应试教育的独木桥上。也许我勉强可以算得上幸运,走过了这段难行的路,但有时即便做梦,回想起来也不由觉得后怕。
  最近恰巧又读了李大同的《冰点故事》,里面恰巧也说到了教育问题。李大同因为一篇质疑现行历史教科书的稿子,被当作“把柄”将“冰点”栏目彻底整了一把,这又一次验证了“好报人大多没有善终”的说法。而事实上历史教科书的问题,在“冰点”之前对语文教育的批判中已经埋下了伏笔,这在《冰点故事》中有着大篇幅的记叙。
  回想起当初自己那段激愤的岁月,不由哑然失笑。从好处上说,是因为自己成熟了,不再流于偏激。从坏处上说,是因为自己已经走过了这段岁月,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了“既得利益者”,从而对后来者的疾苦“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呜呼哎哉,还是不由地为自己可悲一把。
  其实,从内心深处来说,即便那些情况已经很难触动我的心灵,但我仍然相信,如今的孩子仍然在接受一种压制个性的,扼杀创造力的教育。
  于是,不由地想到,小时候自己写过无数作文,如今竟然一点都想不起来了,甚至到现在,我可能还是不会写小学生作文。因而,《冰点故事》中所记述的内容,多少还是可以引起我的一些共鸣。
  又是突然的,我想到了这段往事,于是决定重写这篇小学生作文——想必,“第一次××”的作文,每个人小时候都做过。看到这篇文章能够写出来,我仍然不免激动——多么真实的往事,内容又是多么有哲理性,可是在当时我却从来没想过将她写进作文。广而言之,虽然这样的生活经验也许十分独特,但类似的事情,在每个孩子身上,恐怕都曾经发生过,但绝大多数人也根本不会想到,这是可以写进作文的。
  在25岁,在从事文字工作已经有几个年头的时候,我才有点明白了小学生作文该怎么写。朝闻道,而夕死可矣。但可怖的是,很多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可能终身都不会明白这些。从这个意义上讲,难道不是民族的一种悲哀吗?